褚毅平：以新社会主义视角看何新中美关系之辩论

2025-11-11 12: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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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赢学家”、“伪史”论者惯常的爱国和左派包装，他们的呼风唤雨对真正的爱国主义和左翼的伤害是毁灭性的。人们，特别是政治中间群体，对国家保持理性的能力将感到怀疑，对社会主义更加失望，反而加剧对西方的认同。因此，必须将国族主义反理性思想和言论从政治、学术界及舆论场立即、完全、彻底地清除干净！

朋友转来左翼评论家郭松民批评何新论中美关系“私见六点”的文章【1】（内含何新的原文），我也找到另一篇同为昆仑策研究员黄星清的同主题文章【2】。从新型社会主义观点看，中美关系不仅关涉两个大国的命运，也直接影响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甚至最终结果。在这紧要关头，这样的公开辩论是好事。鉴于双方的观点都有广泛代表性，有必要指出这些观点均存在严重错误。这里我按照郭文的结构展开讨论。

一、何新的政治观点

郭、黄两位作者总体上看，都持有国族主义立场，无一例外均表达对何新的尊重。细想能发现，这并非出于一般所见的“科层”式礼节，而是来自思想观念的内在因素。何新长期挂靠学术体系并一度成为重要智囊，同时又以非主流形象引领中国数十年政治思潮，影响不可谓不大。批评他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得自其师承。他的政治观念或意识形态也引人关注和争议。钱昌明从正统社会主义立场强烈批判何新支持“社会主义补课论”【3】，后一观点实际上是国内主流显白或隐含的改革理论支柱，但从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或解释。只是根据马克思历史学说，强行给改革一个正统理论嵌套以获得合法性，而不顾及引起的一系列理论及实践上的矛盾（姑且不论这一理论本身是否真正是“科学的”）。“补课论”问题应该深入讨论并给予彻底否定，因为其远离政治常识，反而开拓了一条从教条主义通向投降主义的星光大道。这是极其有害和危险的。

正统社会主义者对此感到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同样也不能摆脱教条主义羁绊，未能深入理解斯大林缔造的苏联模式本身也是创新，并未遵从正统理论。之后，金正日的主体哲学直接放弃了作为经典的历史规律学说，讽刺的是，其大国邻居内部至今依然彼此挥舞教条在打架，乐此不疲。也许只是因为它体量不够大，朝鲜的思想和理性勇气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然而，东方大船在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极摇摆的太久，以至于今天面临撞冰山的危险。根本原因是这两极间少了最重要的东西——科学理性，用它系统化经验，且验证、推翻教条。这本就是实事求是精神，但“实事求是”这个词在我们这里实际变成了权力的婢女，需要的时候用她衬托经验，而当教条登场时，随时可把她赶进角落。这方面我们绝对到了向兄弟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何新本人看起来是坦率的。作为阴谋论大师，他应该深谙阴谋构建及破解，他的共济会阴谋、古希腊伪史阴谋，可谓登峰造极，真假虚实玩弄于股掌之间。可见，他的营造话术能力被大大低估了。何新公开声称自己是国家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在虚假面具盛行的时代，这不仅彰显勇气，无形中反而树立了坦诚可信的形象。但他实际上留有玄机，如声称“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工具（如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以及经济分析方法，至今仍然是人类社会科学无可超越的高峰”【4】看似学术谦恭，实际上用语言技巧掩盖了矛盾，为后面“补漏”打下基础。认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包括唯物史观，却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国家利益至上，却又自称唯心主义者，这些都是说不通的。结果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理论漏洞，轻松地可以从正统资源那里找补，而不顾及这些理论本质上是冲突的。“社会主义补课论”也好，“意识形态可调和论”暗示的投降论，其隐含的历史哲学担保也好（既然资本主义必然失败，投降有何妨？甚至投降推动历史进程？），都是这种补漏手法。无视理论内在系统性是一种恶劣的思想风格，易产生严重问题。各种理论东拉西扯不仅在学理上是愚蠢的、不合法的，政治上也极为不严肃，或者为了特殊目的蓄意所为？

需要指出，对于当下的国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前者主要是官方智囊所拥有，后者主要表现在民间。后面将分析，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类），这种缺少价值基础的天然粗糙理论，补漏是免不了的。还有相当多主流人士将中美关系寄托于国家间理性竞争，这些人也能意识到这种理论相当脆弱，于是转向祈祷自由体制的所谓内部制衡。于是，国族主义蜕变成了自由主义。总之，国族主义理论先天不足，对它来说，“补漏”变体可以很多。既然是自欺欺人，不妨多多益善。我们必须警惕，尽管国族主义理论上漏洞百出，它却在疯狂抢夺话语权——这实质上等同于篡夺社会主义政治领导权。它表明亟待建构新型社会主义理论。新古典社会主义以古典正义观念为基础，解决了困扰三百年的理论问题，为当代社会主义多元实践提供了普遍基础。

以多维政治谱系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何新与其批评者的政治同源性以及分歧所在。过去常用的单维度政治分野实际存在一种陷阱，例如将民族主义划为极右，从而将有着共同群众基础的左翼与民族主义从概念上对立起来，加剧了分离感。我们不妨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的X轴之外，增加一个Y轴，上方是世界主义及其温和的形式国际主义，下方是民族主义及其温和的、实用的形式国家主义。诸如此类，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分别为Z轴两端。。。，由此建立多维系统。

郭文、黄文显然代表着民族主义路径，与何新属于同一谱系。相对而言，黄文要偏左一点（之所以将黄文纳入国族主义而不是正统左翼，主要是基于其依然是国家本位分析框架），郭文看起来坚持一种更为纯粹的国族主义。郭文开篇即称“九十年代初，当社会上一度出现意识形态真空的时候，何新及时提出了“新国家主义”理论，使迷茫的知识界及时找回了方向感。”前半句可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者最为坦诚也最积极的表态，后一观点则很主流也很有趣。一来反映了真实状况，即国人普遍的思想上的饥不择食，二来表明，作者代表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新工具”看似很好用，实则一样破败，不仅没让人清醒，反而引向歧途。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歪打正着的方式曾经抵御了自由主义（参考前面的多维政治谱系），但它们不可能为中国和世界找到正确的出路。同样，郭文称颂何新的“西方（古希腊）伪史论”打破了对西方的迷信，这也是荒谬的，就如同用毒药治病。这类如今甚嚣尘上的思想意识既没有理解，从哲学观点看，现代西方与古代西方思想本质上是对立的，否定古希腊等于帮助美国，也没有意识到，激情、斗志等非理性元素与观念上的反理性（等同于反智）是不同的，前者与（政治）理性结合，人们才能抗拒非正义，而精英排斥理性将意味着国家的自杀。实际上，古典哲学还相信，所谓的经济理性（利益计算）可能与灵魂堕落相关。

总起来看，郭文、黄文代表国族主义继续在非理性“正道”上狂奔乃至或多或少走上反理性，而何新则以经济理性为诱饵向右转，从而实现与自由主义媾和，如上所述，这过程中常需要借用左翼教条资源为这样的转向“补漏”和心理按摩。他们的争论很好地展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政治悖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思维基础，结果既可以是拥抱社会主义，也可以倒向自由主义，爱国逻辑最终滑向卖国结果。

二、双方争论的正与误

何新的中美关系“私见六点”是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国族主义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中美关系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节点，这些观点代表着社会主流思潮的新动向。鉴于其公开主张对西方绥靖、妥协，引起来自国族主义内部的批判。笔者认为，由于国族主义思想自身的局限性，这些批判在很多方面是错误或无效的，有些观点甚至更加有害。大概是由于此番言论影响太大，何新10月30日再发微博，貌似坚持原有立场，继续主张中美双方应寻求合作，实际上他借中美领导人会谈，巧妙地向国族主义主流派后退，转为一种更为主流的说辞【5-1】。这证明了国族主义批判的无效性，其内部的左右横跳都是危险的。这里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评析。

何新认为：1/美国很强大。某些甚嚣尘上的崩溃论纯属胡说八道。 2/中国40多年来的飞速进步，是中国人的伟大成就，但是如果没有美国因素的催化作用，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两个观点很平常，也是正确的，但却与时下国族主义主流大相径庭，郭文、黄文均给予重点反驳。这里的问题是，这些批评与何新持有相同的出发点和立场，即国家本位分析框架。何文的表述下“美国”可以是其统治集团的约定俗成的代称，这样看就没问题。数十年来，美国的衰落本质上只是其民众集体的经济地位下降，相反，统治集团的力量与优势地位更为加强了。这种强势发展使垄断资本集团拥有更多资源去化解内部矛盾，而非进入内部问题的恶性循环。这一点甚至其批评者也陷入了自相矛盾，郭文在反驳时无意中也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西方资本家也发了大财。但是，国家本位思维则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国族主义者无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属性，片面强调国家这种更为抽象存在的经济衰落以及内部矛盾冲突，一来一去，从而严重低估中国的真正对手。

新古典社会主义使用“超阶级分析”，认为当今世界主要是国际垄断集团与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从全面评估和总的趋势看，国际垄断集团实际上代表着世界上真正唯一文化连续继承、资本连续积累的政治体，其征服世界的进程并未停止，反而有加快趋势。东方大国崛起的政治影响无论是性质还是程度都还难以确定，尚不足以确认拐点形成，更谈不上趋势逆转。思想意识能够更为本质地反映政治经济的真实状况。客观地说，西方世界，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今天并没有遭遇意识形态的根本性挑战（不是说它没问题而是客观上没出现有力的挑战者），政治高度稳定或处于可调控的状态。反观其对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及私人资本的关系并没有从政治哲学层面得到澄清，只能以特色的名义加以附会。我们迫切需要明确基本价值理念并重建思想体系。社会没有统一可靠的思想，政治稳定就是奢求。中国国族主义者及同样执持虚假分析工具的主流精英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对国家决策构成严重误导。

国族主义在非理性道路上越走越远，已成为政治的毒药。国家本位、民族主义在敌友关系问题上认知粗糙、肤浅、混乱，在这方面，何新是始作俑者。其“私见六点”中公然称“5/中美以外所有的第3国都是坏蛋。他们都希望中美长期对峙，两强相争，从而周旋两端，坐收渔人之利。”他不仅将世界各国及其人民推向对立面，还刻意美化中国的真正敌人——美国（垄断集团）。这是国家本位思想倾向发挥到极致，导致认知颠倒，本质上这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关于此，我们需要注意，在相当程度上，这样的思维是逻辑自洽的，错误在它的前提。何新向我们展示的正是国族主义如何从这样的错误出发点滑向自由主义。反观郭文、黄文，对于这种明显的政治毒化言论，不仅没有充分认识其反社会主义性质，甚至抱有同情或认同。根本原因就是，国族主义者囿于自身立场，只从表面的利益关系作分析、推断，而不能从世界的深层矛盾发现各国人民共同的根本的利益。这也是我们主张回归古典理性及普遍正义原则的原因。

此外，何新继续策马扬鞭大搞“古希腊伪史论”政治愚民运动。即便是近期他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大呼右转，被国族主义者视为投降和背叛，也没有妨碍他搞古希腊伪史论宣传。这种左右横跳的奥秘在于哪条路都远离正确轨道，还更有利于张弛有度地操控其拥趸。大概是为了弥补与国族主义主流派的裂痕，何新在其微博上祭出最有力的一副牌，公然宣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假货”。好像是生怕其战友们不重视，10月30号、11月2号他又两次自己转发。【5-2】笔者多年前就预言，打倒柏拉图才是“西方伪史论”的终极目标。之前都是迂回攻击，这回由“西方伪史论”宗师作点睛之笔，它的战略任务即宣告完结。“伪史论”者似乎以民族主义非理性包藏政治阴谋，达成了多重任务：极度非理性愚民教育，大量训练未来无脑追随者；让国际社会和各国民众对中国政治加深误解或彻底失望，使之愚蠢地自我孤立。最后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思想与美国代表的现代政治是根本对立的，常称为古代与现代、理性与信仰之争。这在哲学上属于一般知识。不仅历史上古希腊思想被基督徒毁灭，进一步深入理解，现代自由民主何尝不是一种新宗教？当每个人变成每个人自己的上帝，他们从精神奴役到政治奴役就不远了。柏拉图创立并发展真正的理性，它是文明的瑰宝，是人类共同财富。柏拉图对政治民主持批判态度，主张以理性建构良善政治。他的思想对解决现代政治困境非常非常重要，也理所当然遭到西方以阴暗方式的疯狂敌视。但如今一帮活跃在媒体的所谓国际政治学者，不知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一味宣传反西方，将古希腊代表的古典文化与现代西方混为一谈，助推反理性政治。他们与“西方伪史论”愚民宣传运动上下呼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终将祸国殃民。

这样，何新亲自完成了两大工作。第一，开启国族主义经济理性化转向，从而与自由主义西方携手。第二，继续推动国族主义反理性化，其中，利用“古希腊伪史论”彻底摧毁西方民主最强有力的思想敌人——柏拉图。此举一箭双雕，在加剧国族主义反理性的同时，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国族主义宗师和同志身份，强化个人威信，从而有利于第一项工作。它的确切逻辑含义是清晰而富有心术技巧的：请支持第一项，如果不，那么就继续支持这第二项。这样就确保了在政治转向过程中，作为国族主义的宗师对整体思潮的影响力至少不会被削弱。这是相当聪明的连环操作。很明显，何大师弯子转太大，他的学生难以接受。郭文、黄文坚决否认中美对立可以调和，但他们主要基于直觉的反驳还是孱弱的，即使运用帝国主义学说，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依然论证不足。

何新的经济理性论证大有问题。他说中国改革成功有美国因素，即美国因素是过去曾达成调和的前提。显然，这个作为证据的历史经验是有条件的，无可回避的事实是，美国希望通过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促进政治自由化，这是众所周知的调和的前提。当中国经济技术发展并未带来政治自由化，美国接受调和的前提就不存在了。所以它转而打压中国发展，放弃原有的利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和平演变的路径。但这里，何新又陷入新的矛盾，既然他的“中美可调和”观点隐涵着国家普遍服从经济理性，那么他所威胁的中美战争又从何而来？由此，正确的解释就显现了：美国统治集团（国际垄断集团）并不服从经济理性，而是追求其源自复杂历史的、文化本性上的政治意志，于是，妥协就不可能是双向的，或我们喜欢说的相向而行，妥协就是向西方投降！

美国统治集团早前已开始反思和议论，几年前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讲演就代表了这一政策意志【6】。根本的问题依然是，国家本位思维模式无法有效解释世界政治的历史与现实，它把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政治反应仅仅是中国经济成功而美国相对失败所导致，这个想法是庸俗经济论的。客观理性的回答要清晰准确得多：美国的政治反应根本上是因为其统治集团无法承受其和平演变战略失败的风险。在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指控投降派是骗子，因为投降确实可能让我们的身体更舒服。然而，这样一来，正义永无翻转，我们的灵魂将彻底堕落。

这时候何新展示了对人性和心理的深思熟虑，他不失夸张地将问题推向了极致，称若中美战争，则世界毁灭。看起来一个很平常的话题，但须注意这是将对抗与战争混为一谈的语境下提出，不能不引人深思。它更像是一种威胁，能一举击穿国族主义的为了赢及肯定赢的“赢学”逻辑。国族主义者的反驳就很有意思。黄文看似顾左右而言他，却强调中美调和需要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这太有趣了，难道防止世界毁灭不是巨大的共同利益？究竟是谁反驳谁？或是为将来走上“何新小道”留下后门？

对何新的极致的“世界毁灭”问题，郭文保持了一贯的坦诚，且表现出中规中矩的中国风，他甚至责怪问题给错了对象。但这种弱弱的反驳我们已听得太多了，让人想到前一阵子，台湾学者嘲笑大陆人担心经济损失而不敢解决台湾问题，一下子让某些网红教授暴跳如雷。这是触到了他们的敏感处了。经历红色时代的人们很容易看对比，今天中国所谓的民族主义鼓噪者大多只是喊着激进民族主义口号的经济庸人，外强中干、嘴硬体软。那么问题在哪里？不能回到过去，它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何新这样的“赤膊”问题以赤膊的方式提出来确实极不寻常。一来表明形势的充分紧张。我们强调它实际关乎人类历史命运，然而这却不在国族主义者的理论视野范围，而且他们总是以相对轻松甚至傲慢的态度对待中美对抗前景。二来，全面冷战已成为美国的现实选择，但这意味着它数十年来在中国培养自己人和追随者的投入将成为沉没成本。巨大资源打水漂不是轻易能作出的决定，行将落水者也要拼命自救，全力劝降是必然的。在我看来，郭文的回应露怯了，他强调美国是主动方，问题应由美国回答。这是在逃避问题，似含有希望对方是理性的期待，而非面对邪恶的应有反应。以集体行动与动态角度看，在极限博弈中，1%的怂与100%的怂很可能没有区别，如，国族主义对潜在盟友的消极的合作态度既符合它的自我中心乃至孤立主义的逻辑又决定了自己的最终失败，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它眼里只有国家没有世界；只有利益没有正义。对此，对何新提出的极限博弈问题，新型社会主义的回答是将丹宁法官的那句著名的话政治化：为了人类的正义，哪怕天塌下来！

三、政治“赢学”与迷魂药

这次与何新辩论的主要是国族主义内部的主流派，他们与官方主流和学术圈的类国家主义一脉观点相近，反而何新有点另类。对于中美关系，各种主流声音要么妥协（投降），要么战争，唯独不谈可能性最大的冷战。作为成熟的政治分析家和论者，这样的疏漏是很不寻常的。然而从何新的表述看，他把“中美不能长期对抗”与“不能发生战争”作了并列安排。虽然一般说对抗这个字眼主要用于描述冷战也可以包含热战，显然，在这里它指的就是冷战。但从语句结构上不能对抗被不能热战的论证覆盖了，于是似乎得出中美不能冷战的结论。可是何新并未论证，在美国很可能发起全面冷战的现状下，为何中国不能及时做好准备、正面应对，而只能妥协呢？显然这样机巧的处理不会是无意识的。相比之下，其它民间与官方的国族主义者对冷战则讳莫如深，避而不谈。这类古怪和普遍的现象应引起深思，它也与国族主义的另一种反理性倾向相联系。

何新就中美关系公开“私见”是数十年来中国政治思想演变的里程碑事件，由此，国族主义声量最大的反理性的“头部”人物今后将根据何新的“私见”之1和2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理性”妥协（投降）派，一是“赢学”派，除此之外就是大众爱国者，他们是各路喉舌的洗脑对象。一直以来我们对国族主义方法论及价值观进行批判，强调因为缺乏价值基础，它与自由派的对立本质上是虚构性。何新的“背叛”证明了这个观点，国族主义与借经济理性兜售投降路线的自由派之间的“鸿沟”很容易跨越。这一事件表明，随着外部政治压力陡增，国族主义左右分化时代已经到来，在关键议题上，一部分与自由主义合流，一部分只能重新回归社会主义——虽然社会主义这一理念需要更好地厘清。实际的结果可能更糟糕。基于（国家）利益本位（这里为了拒绝文字游戏，这里定义所谓的经济利益都是一般人可见的短中期利益，而长远利益我们把它视同于普遍正义），逻辑上国族主义的大部分都会向何新的唯经济路线开放，或早或晚要投奔而去。“赢学”派为何会“何新化”？因为“赢”在实践中可以变成不赢甚至输，这凸显了“赢学”荒谬可笑。不仅因为它在客观事实辨识上的无知，还在于其行为逻辑的乖谬——因为一定会胜利，所以才去战斗。这是乌合之众的哲学，溃散、投降是他们随时随地的选项。但他们还以自己的鄙俗观念嘲笑悲观主义者，殊不知，彻底的悲观主义是真正的决绝，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宁死不屈。除非新社会主义兴起，重新凝聚人民，否则没有价值根基的国族主义必然把国家推向败局。

所谓的“赢学”原本是中文互联网语境下的戏谑用语，指通过选择性叙事构建“永远胜利”的逻辑闭环。但它能登上前台，本身就表明是一群精英分子有意而为，他们假借“网民自主知识话语体系”名义，实施浮夸、轻慢的政治宣传，是中国国族主义反理性发展的一个趋向。【7】基本特征就是无视自身弱点、夸大自身力量的同时贬低美国和西方集体的行动能力。在严峻的对抗格局下，故意鼓动盲目乐观情绪极为有害，对弱势一方更为致命。这类言论和行为当下十分普遍，它是虚无主义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看到如今活跃在政治论坛和舆论场的那些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人等，不讲价值观，没有信仰，要么缺乏哲学素养要么无视思想理论规范，以肤浅、虚假的方式对待重要的政治议题，铺天盖地，已成为绝对主流。实际上，类“赢学主义”更早地在学术界登堂入室。如在自由主义明显取得压倒性优势的背景下，既没有一点证据，也拿不出挑战性思想，以阿Q式思维否认自由主义历史终结的可能性；以庸俗政治经济观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百年未有之危机强行解释成所谓的东升西降。在这方面，何新与自由派鼓吹妥协投降的言论虽不足取，但他们强调美国的强势地位的观点反而提供了有价值的警示。若不能正视当前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运动将迅速被终结。作为唯一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必须具备历史责任感。

某大学中国研究院和知名媒体“观察者网”将“赢学”这一反理性潮流推向顶峰。据称旨在进行话语体系“范式创新”，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实际是打着增强民族自信的幌子，大肆自吹自擂，严重脱离实际，客观上起到了给中国上下灌迷魂汤的作用。该机构的资本代理人李世默发文，对世界意识形态的所谓裂变进行总结，认为“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脱离了传统左右政治光谱的结构，以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又变得相当复杂。”【8】这样的表述不过是以学术的口吻重复“中国没有敌人论”。他无视国际垄断资本对西方世界的整体性控制在不断加强，曲解自由主义及其对抗关系，把自由主义内部矛盾视为自由主义与非/反自由主义的矛盾，按照西方口径将各国民族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对手。消解了社会主义的存在（更不用说其领导地位），自然也否认了社会主义运动危机的真实性。身兼多个重要智库及全球性组织核心成员的知名商人陈启宗也复诵同样的论调。中美对抗还没有真正开始，他就宣布这场博弈中方赢了。美国将回归孤立主义，世界形成多极化秩序。【9】这与北方大国统治精英的论调如出一辙，该国一面在自己传统势力范围全面退缩，面对极端挑衅却不敢推翻新纳粹政权，一面公开宣称多极秩序已形成。可见，所谓的“中国赢学”从一开始它就有深厚的国际背景，并由体制内外大量精英系统鼓吹宣传，对大国政治决策和民众思想产生严重误导。

国族主义向进行到反理性的“中国赢学”，张维为教授提出的“文明型国家”理论为这一意识进程奠定了基础。张维为的理论把基于地理、历史等偶然因素以及特殊政治实践形成的现代中国及中国文化直接进行概念化，称中国是世界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似乎意图提出“中国范式”。哲学上看，这种纯粹从单一具体物的归纳实际上是虚假的抽象——一种无聊、幼稚的理论工作，因为它提不出任何他人可参照、借鉴的东西。然而从自身意识层面，则带有经验主义的傲慢与自得（颇有愚昧的满清王朝最初面对西方冲击的神韵），以及思想的封闭性（丧失反思和学习能力）。这个令人迷惑的术语还可能造成多方面误导：面对外部政治经济文化入侵，我们肯定能依靠几千年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而刀枪不入？或者凭老经验大开门户再来个反向同化？经验主义如此靠谱，还要理性何为？再有，咱文明型的中央之国创设的文明与那帮“非文明型国家（蛮夷？）”创造的文明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吗？如果相同，那么这种观念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可鄙的物质主义教条——相信拥有物质技术文明就自动有了政治文明。由此也带来巨大的危险，类似对立双方的可调和论和“社会主义补课论”，将绥靖、投降合理化。如果不同，那么用“文明”取代主义，或只谈国家利益不谈主义，不过就是没有正确错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另一套说辞，实际已滑进虚无主义泥潭，从而取消意识形态对抗。

我们希望张教授们放弃那种表面光鲜内里空洞的“特殊文化范式创新”，而回归传统的注重本质的“主义”创新，因为理论工作重点之一就是从诸多特殊性中抽离出普遍性。当今主流所谓的抢夺西方话语权，实际上是因为反对自由主义，而要将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统统抛弃，一切另搞一套。这已足以显示粗暴、武断和愚昧，社会主义也是外来的，是不是也要抛弃？而这些人表面上说文化自信，实际是在理性面前极度自卑，虚弱到不敢谈主义和普世价值，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反对普世价值是打倒社会主义及其创新的理论神器。这种精神病态的严重症状之一就是所谓的“中国赢学”，另一个则是极端反理性的“西方伪史论”舆情，其荒谬和愚昧程度超过近代中国历史的任何时期。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可能已被国际阴谋势力操纵利用。

“赢学”不仅是在客观事面前的无知，考虑其逻辑的荒谬性，它更是一种政治欺骗。与“西方伪史论”一样，“赢学”实际上都是资本平台宣传体系下的文人造势，而并非像某些人所声称的代表民间声音，因为这些言论本身脱离常识，而真正的老百姓总是依靠常识和经验。本质上赢学论与自由派劝降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因为在对抗性格局下，傲慢轻敌几乎就是失败的同义词。贬低对手组织和行动能力与自由派与何新代表的国族主义伪理性派有意无意低估敌对势力的政治野心，变相美化对手，结果常常是一样的。

仔细研究何新与国族主义内部“激进派”的争辩是很有意义的。何新脚踩两条船，右边是由国家本位出发的经济理性，左边（激进一翼）则是“古希腊（西方）伪史论”。前者虽然从政治角度看本质依然是反理性（当一方将目的与意志和气魄结合，另一方试图理性计算得失，博弈结果一定不利于这种计算），但不管怎样，它多少具有理性的形式。因此，原则上何新无法回避中美对抗即冷战的可能性（见“私见”第4点），他也守住了客观性的底线，承认中美关系中，无论数十年的合作还是现在及未来的对抗，美国都是主动和强势的一方。反观“赢学”激进派，在这类问题上明显是彻底反理性的，他们完全混淆了主观与客观，论理规则也是多余，反正最后都是伟大胜利。他们大谈经济竞争的不战而胜，军事技术的快速超越，装疯卖傻之间，冷战可能性自然就给偷偷隐藏起来。是的，我们要强调，“赢学”的反理性，至少对于某些人只是一种伪装，是明知故犯。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们预先就埋下豁免追责的的伏笔，一是将这类东西说成是来自民间和网民，二是蓄意借西方政客等等的妄言妄语，证明存在所谓的“日耳曼赢学”，再以反抗的名义将胡言乱语的“中国赢学”合理化。这些所谓的学者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讲：即使西方有他们所谓的“日耳曼赢学”，它的对立面也是不存在这种“赢学”，而非“中国赢学”。“中国赢学”所谓的抗争，实恐怕是假装幼稚、专事愚民，因为“赢学”诚然增强信心，但这类反理性意识的作用应用到实际工作特别是影响到政策制定，对弱势的、不允许失误的一方的伤害是巨大甚至致命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今的“中国赢学”某种意义上也有其理性的基础或先驱，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历史和现实的亲缘性，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隐约可见的。左翼教条主义历史学，宣称历史规律和革命进程的必然性，毋庸讳言，这也可以视为一种“赢学”。我们认为，这种历史学说从没有在推理或实证意义上得到证明，因而不符合科学或理性的标准。然而，如同一切赢学一样，这种自称的“科学”赢学确实存在消极后果，它客观上成了政治的迷魂药和麻醉剂。为了解决这个理论问题，避免陷入诡辩困局，过去曾提出口号并广泛宣传，连小学生也能朗朗上口，叫做“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虽然在实践上看起来效果不错，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于现在的“中国赢学”，它早已魔怔，连战术上的重视也几乎看不到了。

新社会主义认为，至少在当前，人类历史发展不存在具体方向和状态上的必然性，它取决于领袖（精英）和人民的主观努力。但考虑到现代技术条件的越来越发达，个体的有限理性和行动力相对趋于渺小，人类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确有可能被终结，它可能终结于政治的善，也可能终结于政治的恶，目前看，后者的可能性远大于前者。根据这一判断，在社会主义处于迷茫和挣扎的关键节点，“赢学”舆论以阴暗方式让人们疏于防范，危害绝不亚于“投降论”。此外，“中国赢学”，也包括“西方伪史论”之类反理性癫狂，对社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那些装疯卖傻却“言之凿凿”的舆论，经由各种几乎都有国际背景的平台无限放大，实际效果是迫使受众不自觉站队。一些人被洗脑，而沉默的大多数很可能着实被吓坏了，如同普通人遭遇妖魔鬼怪和一切败坏的人或事的心理反应，他们本能的选择大概是奔向另一边。鉴于“赢学家”、“伪史”论者惯常的爱国和左派包装，他们的呼风唤雨对真正的爱国主义和左翼的伤害是毁灭性的。人们，特别是政治中间群体，对国家保持理性的能力将感到怀疑，对社会主义更加失望，反而加剧对西方的认同。因此，必须将国族主义反理性思想和言论从政治、学术界及舆论场立即、完全、彻底地清除干净！

【1】郭松民：评何新关于中美关系的“私见六点”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535445

【2】黄星清：掩耳盗铃是自蹈灭亡之道——略论何新老师的《关于中美关系》

http://www.kunlunce.com/ssjj/guojipinglun/2025-09-27/191881.html

【3】钱昌明：何新是“绝望”，还是病中“幻梦”？

https://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808/176546.html

【4】何新：关于我的政治信仰和宗教观念的澄清

https://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511/100615.html?t=1447381483257

【5】何新微博：

1，偶论时事，和为贵（10.30）

https://weibo.com/1265708323/Qby58umUm

2，西伪全真邪教神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假货（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