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革命队伍内部基本秩序的确立（党的建设）。从一般性的思考认识角度，我试着比较细致地探讨一下组织内部的秩序的演变，探讨的出发点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对抗，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社会生产和协同模块互动方式的差异化竞争。那么革命者的组织形态就一定是基于一个或多个社会模块中产生。在1920年代，我们看到了基于相对成熟的城市工人阶级产生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和基于延续上千年的小农经济产生的毛式党组织。在现代条件下，如果要在某个地区或者行业中开局，考虑到组织各级头目必须具备较强的可替代性（避免头目一被打掉组织就无法恢复的情况），所以尽量不要从技术或者经验导向的行业中建立初始（请注意这个初始）的组织，而是尽可能在一些依靠“德高望重”“牺牲奉献”这类通过比较务虚的指标，或者说主要依靠“管得好”来生存发展的行业。这一步是最复杂最多变的。组织建立的初期，可以仅仅是一群饥寒交迫的个人报团取暖，也可能是相对底层的人员营造“高级感”、“安全感”的需求。但当组织扩大到二十人左右时，就会开始逐渐形成头目-中层-基层的多层架构，此时组织养活自身、维持基本的内部秩序的需求就会成为一个具备对所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可能性的因素。前面说了，如果是基于个人技术或者工作经验产生的初始组织，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因为一些很小的内部争端（西红柿炒鸡蛋要不要放糖）搞成围绕各派具备自立门户潜力的技术骨干形成山头林立甚至分裂崩溃的局面。还不用别人来打自己就闹翻天了。

第三，

抢劫？这个词用的，这么写给坏人递刀子呀同志

第三，又涉及到了开头说的“暴力再分配”和“建设根据地”之间关系的处理。在“暴力再分配”，或者说打土豪分田地阶段，革命组织首先要确定对谁下手，以什么方式下手。所谓暴力，不一定是直接使用刀枪棍棒打人杀人这样的直接暴力（事实上这样的直接暴力在对内的时候要尽可能少地使用）。比如说，在某些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本地社会矛盾也尚未激化到发生直接的有组织武装冲突的地方，比如未来可能的剧变后的北美中西部农村地区，或者是非洲、拉美某些局势混乱但粮食肉类等基础物产相对丰富的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在初始阶段就应当针对当地一些比较零散的、代表旧统治者利益的暴力活动或者它的象征，比如殖民者的雕像、幼女割礼、包办婚姻、武力逼债等等开展。在开展这类初级斗争活动中分辨敌我友，对确认的敌对力量进行挤压甚至直接打击，并从敌对力量那里夺取初期维持革命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与信息资源。

这里务必注意，“暴力再分配”是一种执行起来相对简单的，见效也很快的来钱的手段。正因为如此，革命组织自身内部在早期就很容易形成依赖“暴力再分配”的利益集团（请读者注意本文一切词语都是试图进行不带立场的中性描述，如认为有不妥欢迎在评论区批评指正），进而发生以战养战的倾向，最终榨干斗争区域内的社会活力导致革命组织自身混不下去。从历史上看，1920年代后期，曾经大力批判过“流寇思想”和“左派幼稚病”，我们把自己试着代入历史当事人的角度，很容易就会看出来“流寇思想”就是指着鼻子骂进行这种行为的人，“左派幼稚病”则说的是明知“流寇”行为的存在但还是通过包庇纵容这种行为来获取好处的部分中上层。到了这个阶段，就需要通过“上级会议精神”，也就是一种统一的强制力量来规范和限制“暴力再分配”，把相应的人力、物力以及组织资源转向“建设根据地”上面。 第四、（下面将试着探讨“上级会议精神”是怎样建立和强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