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国家制度、资本主义革命之前，我们必须先讨论中国之前的几次自发性的国家制度创新与革命。中国其实有三次自发的制度革命，创新，还有一次被动的制度革命。

第一次是西周代商，中国由神权制国家变革成天子制的封建国家，天子是天的儿子，但不是天的代言人，权威下降，但管理人口由过去的部落联盟制转为了封建制，管理的更细致了，除了天子的本国人口，还羁縻统治了分封出去的封建主，统治的更细致了。时间节点是周公制定周礼。

第二次是秦汉时期，由分封制，转变为郡县制，天子的权威依旧下降了，从具有天性的天子，变成了兵强马壮者为之的首领。权威下降，但管理人口依旧上升，由过去羁縻统治的封建人口，变成郡县制的直接统治豪强。管理的更细致了，权威也又下降了。时间节点是汉景帝摆平七国之乱。

第三次是隋唐时期，由过去的察举制转变为科举制，统治基础由过去的豪强，转变为士绅小地主，但是，这一次的转变，力度很小，或者说需要的力度很大，而统治阶层完全没怎么用力，首先是科举制度，录取人数非常有限，整个唐朝时期才录取6000多人，平均每年才20多人。

第二点，选官制度依旧保留门荫，约百分之七十的宰相出自士族，其中比较著名中唐宰相李德裕就没有参加过科举，而士族本身教育资源也比平民百姓要好的多，科举只是成为士族另类的阶梯罢了，另外科举的行卷制度也有问题，导致科举作弊严重，土地方面兼并，也在李治时期之后日益严重，总之这一切最终在晚唐迎来了爆发，那个男人，那个叫黄巢的男人来了。

但黄巢的起义并没有完全解决豪强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拖到了宋朝，赵光义的出现，无论历史如何评价，但豪强确确实实是在他手里终结，因为是他给科举制度搞了防作弊机制，也是他大大的扩展了科举录取人数。但是天子的权威也彻底落下了，所有的统治阶层都通过科举选拔的人精，唯有天子是世袭的，世袭意味着不稳定，你不知道皇帝会生出来个天才还是傻瓜，别说傻瓜，就是个普通人，又怎么管的了那些在千军万马独木桥闯过来的人精呢？

权威下降，管理的也更加细致，但下一步呢？

下一步就该是虚君了，皇帝当个吉祥物，真正的管理者由那些富有经验的官僚担任，但问题是，过去的那些变革都是由皇帝自己推动的，如今皇帝要压不住文官了，可文官想要夺权绝非易事。

总之这三次变革需要的力度是越来越大的，而统治阶层之所以需要这么费力，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太慢了，因为统治阶层真的只在乎统治，对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尤其是第三次变革，为什么这么慢？从唐朝到宋朝

虚君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不是皇帝不肯让，而是官僚集团接不住。中国几千年的制度，本质上是家天下的延伸。国家由家庭一步一步扩展而来，皇帝是最高的家长，整个统治结构都建立在这个宗法逻辑之上。官僚阶层同样来自家庭，他们的思想与皇帝没有本质区别。在他们眼中，家族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多数人选择维护家族。如果把皇帝拉下去，不会出现一个公天下的官僚政府，只会诞生一个新的皇帝，或者一群想要成为皇帝的人。那个新的最大家族，为了让自己的家族强大，会比旧皇权更加疯狂地攫取国家利益。至少在皇帝眼中，这个国家是他的家，他还有几分守业的心思。而虚君之下的最高官僚，只会趁在位期间壮大自己的家族，直到有朝一日取而代之。所以虚君在中国不可能自发成功。

由此可以看出，第四次制度革命一定是一次被动的革命。它不可能从内部生长出来，因为内部的每一个人都是宗法家族逻辑的受益者。只有外部的打击或者说外部的影响，才有可能打破这个闭环。而这种成功的必要前提，是瓦解家族本身。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与制度的传入，让中国人接触到了不同于宗法家族的社会组织方式，事实只是它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中国内部无法自发产生。从废除科举到新式教育，从个人权利观念的引入到法律制度的改造，外部因素持续地冲刷着家族逻辑的堤坝。

民国的失败，根源就在于家族逻辑的延续。表面上推翻了皇帝，但县太爷还是本地大家族的人，军队还是将领的私兵，议会成了各大家族分肥的茶馆。家族没有被瓦解，所谓的新制度就只能挂在半空中，底下还是那套熟人社会、门第高低、裙带关系的旧逻辑。新中国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在新的制度下，家族被真正摧毁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家族的经济根基，单位制把个人从家族拉进了工作组织，户籍制度和公社制度让每一个人都被直接纳入国家的管理网络。新中国不仅善于摧毁旧的制度，也善于建设新的制度。它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工厂、学校、供销社、居委会等一系列组织形式，把原子化的个人重新组织了起来。这些组织不是家族，却承担了家族曾经承担的功能——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纠纷调解、生产分配。一个人不必再依附于家族，他依附于组织，而组织是国家的延伸。

第四次被动的变革是新中国的建立，它来的如此艰难

这种组织化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松动。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市场经济的引入，那些旧的组织形式相继退场。人们重新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人。没有了单位分房，没有了供销社的票证，没有了生产队的工分，每个人都要自己去市场上找工作、租房子、买医保、存养老金。这个过程被称为“原子化”。原子化的人在社会上缺乏博弈能力，面对资本、面对权力、面对各种系统性的风险，单个的个体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于是公司成了最成功的组织形式。公司是有效率的，它能整合资源、创造利润、推动技术。但组成公司的个人，依旧是原子化的。一个员工今天在这家公司，明天可能就去了另一家。公司的平均寿命不过三五年，员工的平均在职时间更短。绝大多数人通过跳槽来获得涨薪，因为忠诚在一家公司并不能换来对等的回报。只有在少数成功的大企业里，才能看到那些一待就是十几年直到退休的员工。这样的人是幸运的，但不是常态。

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要画一个问号。从效率的角度看，这种高度的流动性和市场化确实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但从人的角度看，一个人一生辗转于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城市，始终没有一个可以长期归属的组织，这带来了普遍的漂泊感和不安全感。家族没有了，单位没有了，公司靠不住，人还能靠什么？

也许只能靠自己。

未来的制度变革，根本动力还是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当前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技术革命，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与生产工具的关系，进而改变社会组织形式。

未来的组织形式，一定是契合人工智能的。一个人可以同时调度多个大数据模型或智能体，分别处理市场分析、产品设计、财务核算、客户服务等不同任务。他不再需要雇佣人类员工，他的手下是一个个模型。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他的产出能力，可能超过今天一个上百人的企业。

在这种生产模式下，数据成为最宝贵的资产。历史数据、用户行为数据、生产数据、交易数据，决定了一个人能够训练出什么样的模型，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决策。也许未来的制度也是那些人工智能们设计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