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到二十二世纪？活过二十三世纪？

皆有可能。

有意思的是，诺贝尔离世之后，经他的遗嘱执行人索尔曼的一系列处置变现等金融操作，诺贝尔基金会的本金大概为31,225,000瑞典克朗（以下简称克朗），折成十九世纪末叶全球的基准货币为1,687,837英镑。

1901年诺贝尔基金管理委员会动用了本金2.4%左右的利息，分别发放给五个获奖者奖金者。他们分别为物理奖获得者德国的伦琴；化学奖获得者荷兰的范托霍夫；生物医学奖获得者德国的贝林；文学奖获得者法国的普吕多姆；和平奖获得者瑞士的桂南。从获奖者名单可以看出，两个德国人，一个荷兰人，一个法国人及一个瑞士人分别获奖，没有一个瑞典人。生前诺贝尔个人资产相当平均地分散在法国、德国与俄罗斯等国，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极为国际化，对国籍并不敏感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遗嘱中特别强调，他所设立的基金并非着重服务于瑞典。

第一次每个获奖者的奖金为15万克朗。

作为遗嘱执行人索尔曼估算了一下，那时普通的瑞典教授年薪大约7500克朗。15万克朗意味着他们一下子拿到了瑞典教授20年的工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际上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是依附于它的财务管理委员会而存在的。

1901年，由工程师索尔曼管理的3千多万克朗，历经一战、二战及冷战等重大历史变迁，目前诺贝尔基金会管理的基金总额已达30多亿克朗了。每年发放的诺贝尔奖金也由当年的15万克朗提高到了1000万克朗。如果考虑到百年以来通货膨胀的因素，2021年的1千万克朗的购买力和120年前15万克朗的购买力相差并不大。当年的15万克朗相当于一个普通教授20年的工资，而现在的1000万克朗大概相当于107万美元。如果以每月5千克朗收入计算的话，1000万克朗也大致为普通老师20年的收入。

由于保守的理财风格，诺贝尔奖管理委员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主要投资于比较稳妥的优质债券。这才有因提出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而赢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及李政道之感慨，那些年里诺贝尔奖金的数量应该是历史上相对比较少的。后经调整投资策略，基金开始投资优质蓝筹股后，诺贝尔基金的本金自此迅速增长，结果是每年颁发的奖金数量开始快速提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每份诺贝尔单项奖金上了500万克朗，九十年代上了700万克朗，二十一世纪初上了800万克朗，2020年前后已升到了1000万克朗左右。

1900年三千多万克朗总资产的诺贝尔基金，历经120年发展，目前基金总资产大约30多亿瑞典克朗，折成美元5个多亿，折成人民币也就是个几十亿资产的规模。目前别说成立于北京、上海及深圳之类的大型基金了，即使是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的基金，拥有几十亿人民币资产的基金多了去了。可目睹每年一度诺贝尔奖揭晓与颁发的盛况，无数的国人不得不叹服，别看人家诺贝尔基金会的总资产并不大，可由于一百多年来，除了战火连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几年外，诺贝尔基金的国际影响力绝对是没有任何金融力量可以替代的。

基金规模不是关键，传统与声誉才是关键。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诺贝尔基金设立在欧洲的其他国家，而非瑞典王国的话，这个每年都强烈影响全人类关注的奖项揭晓与颁发活动，能够得以持续吗？

十八世纪下半叶，法国发生大革命，举国走向共和。当时就有很多学者担心，民主共和国将取代君主立宪体制。落后的封建制度终将被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结果现在已是21世纪20年代的世界了，举目四望，人类意外发现，整个世界社会幸福指数相对较高，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社会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与地区，首推还是北欧那些坚持推行君主立宪的封建国家。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诺贝尔基金会不是运作在北欧，诺奖评审委员会不是设立在北欧，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美冷战，能否年复一年从不间断地于每年12月10日聚集于诺贝尔的故乡斯德哥尔摩，举办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这绝对不是金钱多少的问题，而是社会稳定国泰民安的问题。

1919年，北京爆发了自称令国人觉醒的五四运动。运动中，人民高喊反帝反封建。意味深长的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从未反帝反封建的很多北欧国家依旧国家繁荣昌盛，民众安居乐业，每到诺贝尔纪念日，全球无数的媒体与游客依旧前来瑞典首都，目睹此间历代国王将一张张的诺贝尔奖证书及奖金发给获奖者。

真的搞不清，到底是国王与大臣的国民体制好，还是总统与部长的社会制度佳。搞得清的是，如果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估计很少有国家能够像瑞典王国那样，在一片超级稳定的政治背景与极为富足的经济环境中，将诺贝尔颁奖活动一届接一届成功地举办下来。

聊完诺贝尔故乡的社会制度问题后，再来聊聊诺贝尔本人的信仰问题，这也是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

诺贝尔从小出生在一个有着虔诚基督教信仰的家庭中。成长过程中，不管他游历到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信仰清教的美国，还是信仰抗议教的德国，他本人的信仰基本上是路德教，又称信义宗。在巴黎经商的时候，他会定期地前往当地教堂，并将钱财捐赠给当地教会。

很多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人，总是认定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他们最喜欢列举的案例就是，罗马教廷下属的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以异端罪将宣传哥白尼天演论学说捍卫真理的自然科学家布鲁诺于1600年当众活活烧死。

令世人十分不解的是，不论是十五世纪的哥白尼，十六世纪的伽利略，十七世纪的牛顿、十八世纪的富兰克林、抑或是十九世纪的诺贝尔，尽管他们心中神灵的各自形象不同，但这些著名的科学家内心深处永远会把一个重要的位置留给上帝。即便是像二十世纪的爱因斯坦及杨振宁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人到晚年之后，面对运行组织得极为奇妙的天体与宇宙，他们的内心深处也常常被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折服。

在很多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里工作的人眼里，世上可以简化为两种人，一类是有信仰的人，一种是没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往往意志坚定，能够立足于长期的工作，而缺少信仰的人，重变通，轻原则，热衷投机取巧。

诺贝尔奖金评审委员会在多数情形下，更愿意把他们手中的选票投给那些守得住孤独，耐得住寂寞，经得住时间考验，埋头苦干的科学家。

自从2015年女科学家屠呦呦成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后，每每进入秋季，从媒体、科学家、官员到民众，中国的很多人都开始对诺贝尔奖的揭晓有所期待，一旦失望即开始抱怨四方，在他们的诸多指责中，最集中的还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为何一向歧视我们。

客观地讲，自古以来，受易经文明影响，中国文化深处，玄学的东西多，科学的东西少，投机的行为多，虔诚的信仰少，太过实际，太喜灵活，太爱变通，太轻原则。不爱较真，追求中庸。

真正的科学是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长时间的较真，是不会变通中的坚守，是满怀信仰地追求。

在几千年大一统的文明中，孔孟之道占据统治地位，作为显学的儒家学说更感兴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一派入世的豪情。相反，作为隐学的道家学说过于消极，一般人相信只有那些带着出世观念的人，才会去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正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很多科学成果多是由大大小小的道士们研究而出的。以儒生为代表的多数读书人极少关心山水自然，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在升官发财中传宗接代。

为了更快地变现获得实惠，自古以来中国人更感兴趣的是技术，而非科学，中国人更关心的是成果，而非过程，中国人更热衷的是学以致用，是洋为中用，是古为今用，实用第一，结交要找有用的人，做事要求有用的效果，实用主义至上，一个用字，将中华文化紧紧缠住。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几千年来，中国人在技术发明方面战果辉煌，于科学发现方面成就寥寥。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中拥有投票权的委员们，对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多有了解，对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给予了极大的尊重与赞许，但在每年的投票中，他们本能地形成了某种成见，那个太过实际的民族，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与商业接近的技术方面，而对那些相对远离市场的知识，他们投入的精力明显不足。

诺贝尔奖的评奖程序为，每年从9月开始至次年2月前，评选委员接受各项诺贝尔奖的提名。拥有提名资格的人包括，前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指定的大学教授、作家协会主席及国际性会议组织。每个奖项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常有数百人，这当中包括一次次与诺奖失之交臂的奥地利著名学者弗洛伊德，也包括跟着起哄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号公众人物。兄弟一生之中，多次遇到有人自称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以示身价，每每听到这种说法时，兄弟总是淡淡一笑。因为根据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章程，事关评奖，所有资料严格保密50年。要想了解当中的内幕，对不起，50年之后再来查阅吧。

从每年的2月1日起，每个奖项的数百位被提名人，开始接受初审委员会评委们的筛选与审定。在几个月的审核过程里，几百个候选人会被涮成了十几个候选人。之后各委员会被要求对候选人资格进行公开审议，并于每年6月1日前编造档案，提出推荐中名单。根据名单，评委委托有关专家对候选人资格做更加深入的调查，并最终形成调查报告，这个过程通常要花数月时间。评委们根据调查报告，进行认真讨论评比，通过投票进一步筛选出一个五人名单。

收到五人小名单后，在各评奖机构有关负责人的主持下，召集下属委员会委员与评奖机构的相关院士举行两次会议，以正式确定最佳候选人。随后各评奖机构分别召开全体成员会议，由各委员会主席介绍被推荐评奖候选人的主要业绩及审查报告的结果。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听取查察了解有关评奖候选人的各种情况后，再由各评奖机构的院长或主要负责人分别主持全体成员秘密投票。根据投票结果，诺贝尔基金会要求各评奖机构秘书长以电话通知方式告知当年获奖者，同时需要通知全球重要的通讯社及主流媒体。

一般情况下，每年10月5日公布生物医学奖获奖者，10月6日公布物理学奖获奖者，10月7日公布化学奖获奖者，10月8日公布文学奖获奖者，10月9日公布和平奖获奖者，10月12日公布经济奖获奖者。

由于诺贝尔奖金评审全程保密，以至于在过去的岁月里，很多诺贝尔获奖者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时，都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

谁都知道，一旦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当即就会成为各种媒体镜头之前的明星，自此青史留名，当中的荣耀与震撼实在太过强烈。即使一些奖项由3人分享，每年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证书的人也就十几个人。这样算下来，在过去的120年里，全部加起来，直接享受过这种极度喜悦感觉的人不过1000人左右。

在这一千个收到获奖通知后的人中，有没有未能走到那个著名的音乐大厅与王国握手的人呢？

好像有，前后120年里有6位。

第一位是奥地利生物学家库恩（Richard kuhn），因对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研究工作的贡献，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因那时希特勒与诺贝尔基金会关系已全面恶化，身在德国的库恩自然无法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第二位和前边的库恩境遇差不多，因为生活在德国，又因为元首与瑞典王国关系恶化，作为1939年化学奖得主多马克（Gerhard Domagk）先生，自然无法出席当年12月10日举行的诺贝尔先生纪念仪式。

第三位与第四位分别为苏联时期的两个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与索尔仁尼琴，两人前后生活在赫鲁晓夫时代与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于1958年获奖，另一个于1970年获奖，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两位总书记与诺贝尔基金会关系不睦，两位同时代的作家自然成为政治与文学博弈中的牺牲品。还好在两位总书记交接期前后，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以《静静的顿河》一书，摘得了1965年文学奖桂冠。

第五位是越南革命领袖胡伯伯的铁杆兄弟黎德寿。青年时从留学法国开始，小黎就一路跟着胡志明混，是个标准的亲华派，胡伯伯去世之后，他被新上来极为亲苏的黎笋总书记一纸公文打发到了巴黎，负责与美国人谈判。不承想，1973年与当时美国外交政策负责人基辛格协定了一份停战协议，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那一刻里，全部家属都在人家黎笋同志控制的河内生活，他敢要那份价值几十万美元的奖金吗？

以上这五位属于得了奖，但不敢去领的，接下来还有两位得了诺贝尔奖，但不愿意去领取的。一位是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另一位是法国男作家萨特（Paul Sartre）。一般人对诺奖皆是一派的向往与渴望，比如咱们中国那位朦胧诗派坛主北岛振开同志，为了获奖老赵干脆将家都搬到了瑞典皇家文学院的边上，以便交流，用心可谓良苦。而伟大的萨特以拒绝所有来自官方的颁奖为由，早在一帮子诺奖评委可能颁发自己奖项之前，就致信瑞典皇家文学院，别把奖给我，给我也不要。结果评奖委员会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把1964年的大奖硬给了他，而这位有着存在主义哲学之父美誉的著名作家，当年12月硬是不肯离开巴黎前往斯德哥尔摩。

诺奖历史上还有一段故事也很绝。

2016年10月初，一则电讯惊呆了全球媒体。因半个世纪之前的那些歌词，瑞典皇家文学院通告，今年的诺奖将颁发给美国著名歌手鲍勃.迪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