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春秋二十四 第九章 故事1971
2026-06-15 21: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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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故事1971

一般说到某年为多事之秋时,多有一种不祥之感,但如果改一种说法,将某年说成是多事之年,语义更中性一点。

相对其它周围年份,不论是政治还是科技,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1971年应该这是一个多事之年。

由于一场惨烈的战争,即美国人嘴中的韩战及中国人嘴中的抗美援朝,两百多年关系一向良好的中美关系自1950年起,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低潮。

看过《阿甘正传》电影的观众都能回忆起来,影片主角阿甘除了拥有一身过硬的军事素质外,还打得一手技艺高超的乒乓球。于是在编导的安排下,一个从智商到情商都不怎么高的阿甘却在1971年,用手中的一个小球意外地撬动了一个大球。自这一年起,从朝鲜到越南,经20多年残酷对抗的中美关系终于从最低点开始走向反转。

当然,这是艺术,真正的史实是,1971年春天中国乒乓球队与美国乒乓球队相遇于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多届世界冠军31岁的中国运动员庄则栋,抓住19岁的美国运动员科恩(Glenn Cowan)搭错车的瞬间机会,展开了一番纯粹运动员之间的良心外交。数天之后,当时全球最有权势的人民领袖在他服用安眠药即将入睡的前一刻里,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魄力拍板定夺,立即通知外交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就这样,一个瞬间即逝的机会随即变成了一个改变全球政治情势的重要机遇。

跟随科思和他的乒乓球队友前往美丽中国访问的友好脚步,不久后那个影响了全球政治情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随即展开了他那秘而不宣的访华行程,成为几十年来第一个走进中南海的美国贵客。

中美携手合作的大门,终于在1971年的夏天被悄悄地推开了。

1971年之前,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科技,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长期生活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

这一年里,利用乒乓小球撬动外交大球的机会,中华文明自此以一种强有力的姿态融入了全球政治。

借助乒乓外交,1971年秋天,美国纽约各国外交代表对包括A/L.630、A/L.62、A/L.633及A/L.637等决议草案展开了多轮投票,最终于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由23国联合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第2758号决议。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22年前出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联合国那里拿到了自己的正式户口。

说起联合国的往事来,很多中国人一肚子苦水。

事实上,早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就开始商议了战后建立联合国的事宜。一开始这三个反法西斯盟国的领导达成共识,即战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们各自享有一票否决权。但感慨于坚决抗战的蒋介石政府,尤其感恩于当年建国时通过国际贸易大力帮助过美国的中国人,一向亲华的罗斯福建议,能否在未来的常任理事国中再加上一个中国。秉承着斯大林旨意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理由是尽管中国没有像软蛋法国那样,一开始就向法西斯希特勒投降了,但蒋介石政府在远东战场方面的表现得实在太差,不配享有大国地位。1944年当反法西斯的胜利曙光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心有不甘的罗斯福再次提议让蒋介石政府拥有未来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不承想,这次不但苏联反对,甚至英国也不赞成。为了帮助中国人入常,罗斯福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要不把基本上没有为二战做出什么贡献的戴高乐流亡政府拉进来,由此形成未来五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你们就不能再反对中国入常了。在罗斯福久久的劝说下,最终斯大林与丘吉尔勉强地点了头。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尽管罗斯福先行而去,但联合国还是如期成立了。抗战胜利之后,南京政府的宋子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了联合国宪章会议,有着科举制下秀才功名的董必武代表着延安边区政府参加了这一重要活动。创建联合国的目的本在维护和平,令其他四大定理事常任理事国惊愕的是,作为战后亚洲唯一的入常者,蒋介石政府不顾各方反对,依仗着强大的美援及民心,随即对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延安边区政府大打出手。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老蒋与老毛前后争斗的历史。令全球政治家吃惊的是,老蒋上半场军事战争中输得难看,下半场外交战争中败得更惨,尽管有老布什等美国政客全力保护,老蒋依然无法避免于1971年遭到从联合国所有机构中被驱逐的命运。

受此大辱,几年后颜面丢光的老蒋于一片郁闷中撒手人间。令老蒋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离世仅仅一年多,追随着自己的脚步,老毛抖擞精神又一路从人间向地府追杀而来。

自中国于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一切合法席位以来,除了外交政治之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成员,自此中国人在科技发展方面获得了新的助力。

外交方面,1971年的中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就,内政方面,这一年里整个中国的命运也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

秋天里,政治高层爆出晴天霹雳,长期走在人民领袖身边的那位革命阵营副统帅竟以最不可思议的空难,与自己的夫人及儿子瞬间内惨死异国他乡,留一片恶名于身后。

对中国人来讲,1971年确实是个多事之秋。

人民领袖曾和崇拜者们说过,自己一生,主要成就有二,一是将老蒋撵到了一片小岛之上,二是晚年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以他的观点,1966年发动革命小将,推翻了各级政府,经过一番吐故纳新,工农兵终于占领了上层建筑舞台,由此党的九大在一片胜利凯歌声中,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至此完美收官。事实上,很多像兄弟这般年纪的清华校园内的孩子们也觉得,自从军宣队及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校园后,打砸抢之类的乱局基本结束了。

不管怎么样,自1971年开始,外交方面随着与宿敌美国关系的和缓,政治方面随着几年来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四野系的人事崩塌,自此中华民族在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等方面获得了重要的转机。

至少从1972年开始,一是自两百多年前建国以来,美国总统的身影终于第一次出现在了北京,二是第一位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离开大陆多年后,终于回到了曾经养育过他的清华大学校园,并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交谈中,多次提到如何推进中国未来科技发展事业。

如果说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的结束,中国出现了现代科技基因的话,那么从1971年开始,随着中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此祖国的科技事业终于与外部世界有了更为名正言顺的关联。

由于罗斯福总统的提议,联合国落户于美国,又由于历史上罗斯福曾担任过纽约州州长,联合国总部最终落户于纽约曼哈顿岛的第43街。得益于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一向寻求安全稳定的全球人才与各路资金开始大规模地涌向美国,涌进纽约华尔街。美国科技与金融实力之所以在整个二十世纪里一家独大,原因全在这里。

自从金融综合实力超过英国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全球形成了布雷顿森林金本位体制之后,华尔街一直扮演着全球金融舞台男一号的角色。

在美国政府的操纵下,利用黄金美元汇率联系制度,华尔街对各国金融界的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经济占尽了全球的便宜。对此欧亚各国决策者无不忍气吞声。

面对这种情形,终于有一天,那个当年在美国建国之际帮过美国大忙的法国政府拍案而起:你们美国人不能再这么欺负我们欧洲人了。

拍案者,二战英雄,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他的杀手锏就是,此刻你们美国人不是深陷越战泥坑之中吗?那好,趁你外交与内政压力空前之际,我们法国政府开始大量套购黄金,将尽可能多的现货运回巴黎。

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上本已焦头烂额了,再加上法国人的乘人之危,尼克松政府在多重压力之下,只好宣布从1971年8月15日起,美国放弃货币霸权,自即日起美元与黄金脱钩。

1971年,一个人类的金融新时代开始了,华尔街游戏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华尔街原意为墙街(Wall Street),源自1653年即清顺治十年,一帮子来自荷兰的移民在曼哈顿岛南端建立了一片由四米高栅栏建起的土木板墙。

1792年即清乾隆五十四年,原本一帮子玩金融的散兵游勇,在华尔街边订立了一份梧桐树协议(Buttonwood Agreement),自此这些无组织无纪律的金融经纪人算是有了个小组织,今天看这个小组织正是后来对全球金融情势产生极大影响力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前身。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受华尔街金融业的影响,一家名为道琼斯公司的媒体公司创办了《华尔街日报》,自此道琼斯指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人类经济的晴雨表。

1944年,法西斯轴心国败局已定,为了更好地为第二次世界之后的全球经济布局,盟军方面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安排下,44国代表来到美国,参加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史称布雷顿森林会议。由于美国经济一家独大,自此美元开始与全球最大硬通货黄金实行挂钩。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27年之后的1971年,美国政府被迫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制,美元自此与贵金属脱钩,但全球的证券交易员及基金经理都清楚,不论是大通还是花旗,不论是高盛还是摩根,从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华尔街依旧引领全球金融。

尽管自1971年起,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人类第二大的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了。自此,代表着人类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与代表着人类高科技的硅谷正式挂钩。

聊到硅谷就不得不提到一所大学,一个教授,一个产业园区及一批创业者了。

2022年,如果家中有孩子在全球范围内申请大学,各国高等教育专家,都会告诉你一个事实,此时全球最难申请的大学已不再是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而是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向哈佛提交申请的百人中,可能有五人被录取,而一百个申请者中,仅有四个申请者能够收到斯坦福的录取通知书。申请录取率是全球高等机构综合评价背后的一项关键指标。几个世纪来,长期名震人类教育界的哈佛大学,正是自1971年开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受到了一所十几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斯坦福大学的挑战。

以往,全美国的家长与考生都知道,西部的斯坦福大学,除了校园极大之外,学术方面,成就有限。最让斯坦福大学尴尬的是,二战当中,为了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优势,五角大楼在对日情报方面做了一个数亿美元的科技预算。结果,分配这块大蛋糕时,东边的哈佛、麻省理工及哥伦比亚等高校分走了一大半,那时西部最牛的高校当属加州伯克利及加州理工等机构,来自国防部的课题费,分别被这些拥有强大研究能力的名校几千万、几百万美元地领走了。当听说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一位名叫特曼(Frederick Terman)的负责人也想来分一块蛋糕时,国防部的官员皱着眉头,以一种施舍般的态度给了斯坦福一笔科研预算:五万美元。

看着这点钱,当时的斯坦福校长真是哭笑不得。

确实,那一刻里,从上到下,很少有美国人看得上一个用商人儿子挂名的高等教育机构,斯坦福大学。

今天,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徽上,正式名称仍为:小利兰.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很多人知道,这所近年来长期全球排名第一的高校,当年是由小利兰他老爸利兰创办的,由他的妈妈珍早期管理的。小利兰的名字之所以出现在所有的录取通知书及毕业证书上的全部原因,是因为他爸他妈太爱他了。年仅15岁的小斯坦福客死欧洲旅途,作为铁路大王的老斯坦福为了纪念自己的爱子,创办大学时以独生子的名字为学校做了命名。从政治到经济,老利兰生前通吃一片。政治上他曾担任过加州州长及美国参议员,靠着淘金热发家的他后来成为全美著名的铁路大王。去世之前,老利兰手中握有的地产总面积竟达30多平方公里。要知道今天中国排名第一的清华大学校园面积也就3点多平方公里。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常说,一所好的大学不在乎你有多少地皮,你的地皮上盖了多少大楼,关键是你的校园里出没着多少有名的大师。在这方面,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创建工业园区以来,同在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老师们,见到伯克利及加州理工同行,常常是低头走路的。与周边的名校比,斯坦福大学老师们学术不行,收入也不高,在这种情形下,生源质量可想而知了。

真正将斯坦福从默默无闻一点点推上全球名校位置的关键人物不是它的各届校长,而是上世纪中叶一个名叫特曼的电子工程系系主任。

特曼出生时,斯坦福大学已经招收了9年的学生了,10岁那年他老爸刘易斯(Lewis Terman)拿到了一纸斯坦福大学聘书,随后全家从美国中部的印第安纳州搬到了旧金山。从小生活在斯坦福大学校区周围的特曼沉迷于当时的高科技电子管收音机中,随后立志,这辈子就跟电子产品干上了。中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竞争力极低的斯坦福电子工程系。拿到本科及硕士证书后,特曼前往东部第一工程名校麻省理工继续深造。像父亲一样,收到斯坦福大学的聘书之后,特曼回到了自己成长的斯坦福校园,全身心地投入于电子行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

二战之际,因为国防部在科技经费分配时,极看不起斯坦福大学而深受刺激,特曼教授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让外人不但看得起走在斯坦福校园里的老师,还要让他们羡慕我们斯坦福人。

斯坦福大学为什么招不来大师,关键是从社会名气到经济收入都和同在旧金山的加州伯克利不能相比。作为长期全球第一的公立大学,伯克利于1868年建校,长期为美国西海岸排名第一的高等学府。国际声誉方面,很多人都知道,历史悠久的英国剑桥大学为了扩大影响力,当年在北美设立了一家分校,这所剑桥分校经三百多年的经营,成了如今誉满全球的哈佛大学。截至2022年,一百二十多年来,剑桥系的学者赢得了全球数量最多的诺贝尔奖,排在哈佛与剑桥之后,伯克利大学全球名列第三。

尽管直到上世纪中叶,国际声誉与师资生源等诸多方面,无法与伯克利相比,但斯坦福大学却有着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相比伯克利,自己的校园规模比伯克利大了许多倍。能否利用这一优势,另辟蹊径呢?比如通过让教授们参与创业,最终通过技术市场致富呢?斯坦福电子工程系的特曼教授一直在动着这方面的脑筋。尽管很多老师对做学问有着更大的兴趣,但不能让他们总是处在一种清贫的状态中提升他们的事业心吧。如果斯坦福的教授们能够通过技术市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的综合经济收入高于伯克利及加州理工的老师,还愁吸引不到更多高端的师资吗?

创业方面,特曼教授有着丰富的个人经验。作为斯坦福电子工程系的教授,他的很多学生除了在学术上可圈可点之外,在创业方面也颇有成就,比如休莱特(Bill Hewlett)

与帕卡德(David Packard)。两人毕业于1935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之际,尽管大多数行业极不景气,但电影及广播等行业却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之下,休莱特与帕卡德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创立一家电子公司,创业资金仅为538美元,创业地点在斯坦福大学边上帕罗奥托(Palo Alto)爱迪逊大街367号。创业名称呢?在这个问题上,两个年轻人犹豫来犹豫去,到底是叫休莱特帕卡德呢,还是叫帕卡德休莱特呢?最终他们想出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将他们极为尊敬的老师,35岁的年轻教授特曼请进那个只能停放一个车位的小车库里扔钱币。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后,在特曼的主持下,根据事先的约定,钱币扔到空中落到地下后,这家300多美元起家的小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二十一世纪里,全球著名生产各种电子设备的休莱特帕卡德公司,即惠普公司。根据两位创业者的请求,特曼教授也成了这家小公司的原始股东。

就这样,特曼教授一边教书,一边参与各种创业活动,乐在其中,获益匪浅。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曼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时服务工作之中,利用研发各种先进的电子设备,不久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迅速获得了对日本方面的情报优势。

二战结束后,特曼教授回到加州斯坦福大学校园,随即担任了电子工程系的系主任。在承担各种教学教务工作中,特曼总是以十几年前自己的两个出色学生创办惠普公司为例,激励周围的人大胆创业,勇于创新。特曼教授自己以身作则,他创办了全美最早的电子微波实验室,除了科研外,也尝试着开展商用。

1951年,即朝鲜战争进入第二年之际,为了让自己周围的人有更多的创业空间,特曼教授向斯坦福校董事们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支持老师及学生的创业计划,校方可否在庞大的校区中划出一块地方来,创建一个斯坦福工业园区。当时斯坦福大学校长叫史德龄(Wallace Sterling),思想比较开明,听到特曼主任的关于将大学闲置土地出租给创业者以达财务变现目的的主意,当即给予了大力支持。

就这样,以当年特曼教授的两个学生休莱特及帕卡德创业的帕罗奥托为起点,全美国越来越多的电子企业迁入斯坦福工业园区里,发展起各自的业务来。很快地,以惠普为中心,伊斯曼柯达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及瓦里安公司等全球著名的大公司纷纷将他们的分公司注册在了斯坦福大学校园周围。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公司前来这里,很多新来的企业开始从斯坦福大学的帕罗奥托开始,一路开始向东南方面的圣荷西方向延伸,最终形成了一条长长的高科技工作区。

二战之后,人类电子技术从电子管向晶体管方向高速发展,代表着高科技晶体管的材料主要为半导体硅。

后来,有人开始将以斯坦福大学工业区为起点,沿着101国道,从门洛帕克、帕拉奥托、山景城、森尼韦尔、圣克拉拉、坎贝尔一直到圣何塞的这条长约25英里狭长地带上的工业区称之为硅谷。

提及硅谷的形成及硅谷为人类高科技所作出的贡献时,研究科技史的专家们将斯坦福大学的特曼教授称之为硅谷之父。

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当年一片荒凉的硅谷渐渐地成为了人类最大的高新技术创新和发展的中心,从这里先后走出了英特尔、苹果、雅虎、谷歌及脸书等高科技公司。

特曼教授创建了硅谷,但硅谷的迅猛发展无疑得益于1971年远在纽约华尔街出现的一个新的交易系统纳斯达克(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s ),全称为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英语缩写NASDAQ。这一电子化的交易系统于1971年出现后,即和道琼斯30工业指数一样,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经济晴雨表,更重要的是纳斯达克迅速地成为了帮助美国无数创业者融资扩张的交易平台与资本中心。

1971年2月8日纳斯达克开始交易,为典型的做市商交易制度。在这里挂牌的公司,一开始多为科技含量较高的技术类企业,经50多年的发展,如今很多如制药、影视、体育、电玩、咨询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企业也在此间大量挂牌及交易。

从科技发展史角度看,1971年纳斯达克证券市场的出现,无疑对人类科技进步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此前,美国东部沿着95号公路,从北边的波士顿一直到南边的亚特兰大,很多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交易,NYSE上市的企业种类太多,板块杂乱,从资金配置到财务变现,林林总总。

自此纳斯达克横空出世后,从企业家到券商,从做市商到投资者,资金汹涌,交投活跃。通过市场的不断推动与变现,广大投资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科技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生产力,相比传统行业来,在纳斯达克系统挂牌的高科技企业成长性好,不确定性多,回报率高,投资风险亦大。对于那些拥有风险偏好及较强精神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博弈于此间,实乃快事。

聊起风险偏好来,很多投资者承认,美国建国后那些早期独立的东部各州,相对比较保守。十九世纪里,无数热衷挑战,勇于博弈的美国人,纷纷涌向西部,征服中杀戮,淘金中扩张,冒险中创业。商业方面,相比东部,美国西部的创业精神明显更强。教育方面,相比相对保守的东部常春藤高校来,从伯克利到斯坦福,其文化中不同程度都带有一种挑战传统与勇于创业的激情。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有硅谷之父特曼教授开创的工业园,没有依托于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就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孵化培养出那么多的创业者,没有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创业者,就不可能有后来那么多名震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客观地讲,没有1971年远在美国东部纳斯达克交易所的成立,无数企业家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利用大量融资快速成长,实现行业内的迅猛扩张。

有专家统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今天硅谷周围的企业,其市值全部加起来,按各国财富排名计算,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国之后,硅谷国全球排名第10。

如今回望,正是借助于当年华尔街科技资本之力,硅谷于1971年正式地起飞了。

在硅谷的精神感召与模式吸引下,无数国家与城市的科技城与高新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了世界各地,日本筑波、瑞典基斯塔、德国慕尼黑、加拿大卡尔顿、英国苏格兰高科、法国格勒诺布尔、意大利蒂布尔蒂纳、以色列特拉维夫、印度班加罗尔、韩国首尔,深圳南山、上海张江、台北新竹及北京中关村,在科技平台市场化,科技企业集群化中,全球的科技人才不断茁壮成长,科技成果不断推陈出新,科技之花不断绽放。

1905年推行了1300多年的中国科举制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欧美现代教育与科技体制正式地进入了中国。如果说1905年是中国现代科技发展元年的话,那么1971年随着中国一场轰轰烈烈政治运动告一段落,随着美国硅谷与华尔街在这一年里正式联手,人类科技发展史正是自这一年起,掀开了它新的一页。

在兄弟的人生中,1971年也是一个难忘的年代。

1969年由于中国军队与苏联军队在黑龙江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1969年兄弟全家像当年无数北京知识分子家庭一样,出现了四分五裂,天各一方的情形。

兄弟随家中大人去了大三线的四川绵阳。说得好听点,是跟随着清华无线电系及基础课教研室前往内地参加大三线建设,实际情况是如同1937年抗战爆发,在梅贻琦校长的带领下,一帮子清华园老少逃往昆明,1969年的一群清华难民因担心中苏战争全面爆发,在一片兵荒马乱中逃往了远离北京的四川山沟。

由于拥有逆向思维的人民领袖的反常规决策,1970年几个最高苏联决策者放弃了对中国的核报复。考虑到还是北京的教育质量比较好,于是在一位清华老师的照顾下,兄弟坐上穿山越岭的绿皮火车,一路风尘地从四川又回到了北京。

1971年,中美开展乒乓外交后,国际局势迅速变化。秋天爆发了九一三事件后,几年来国家全面军管的状态基本结束。极左政治生态开始出现改观。从这一年开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现了业余英语广播节目。这一年年底,作为清华附小五年级的学生,兄弟记得很清楚,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通过广播向我们这些五年级以上的小学生传达了有关政策,今年上半年美国乒乓球队曾经来校园访问过,如果明年年初美帝国主义总统扛着白旗来北京访问时,他也可能来清华校园访问,届时见到美帝国主义头子们,我们附小的同学一定要做到以下八个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前后,美国政治家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以落实第二年年初总统访华。结果,在寒冷的1972年春天里,尼克松飞来北京,成为有史来第一位访华的美国总统。

正是得益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跟随着美国总统的脚步,1972年从小生长在清华园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教授杨振宁,随即也回到了北京。

正是得益于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回到北京,兄弟的家庭随即实现了合家团圆。原因是,兄弟的母亲自1952年院系调整运动,跟随着她的导师王竹溪教授从清华大学物理系分配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王竹溪在中国物理界地位极高的原因有二, 一是学术方面成就非凡,二是当年他在以清华师资为主的西南联大教书时,指导的研究生里,有个学生叫杨振宁。

1972年杨振宁访华时,见到了周总理,被问到在北京时想见什么人时,杨教授提出希望能够见到自己当年的导师王竹溪。当问到王先生此刻在哪里时,北大革委会的负责人汇报说,王教授此刻于江西省的一家五七干校,通过艰苦劳动正在彻底地改造其资产阶级世界观呢。

结果一个长途电话从北京打到了江西,王先生随即被解放了。有意思的是,从党务系统看,平时作为当时北大物理系党支部的负责人,王先生要向兄弟的母亲汇报工作,而从学术上看,兄弟的母亲当年报考了王先生的研究生,由此成为了杨振宁关系极近的师妹。有鉴于此,北大党委决定,即刻结束王先生和兄弟母亲的干校生活,尽快地回到北大校园,以顺利地完成党中央交代的接待任务。

就这样,一个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将两个正在江西五七干校里接受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提前从农场里给解放了出来。

感谢1971年中美关系的改善,随着母亲的归来,自此兄弟的家庭又一次团聚在了一起。

1971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对未来的中国影响深刻。鉴于通过乒乓外交,这一年中南海与白宫迅速走近,由此在未来几十年的大国博弈中孤立了克里姆林宫,北京决策层随即对人口政策做出调整,原本立足于核战争中牺牲一半一口的设想不再成立,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有关计划生育的红头文件。

1971年,中国新生婴儿为2992万,自此之后中国新生婴儿开始一路下降,半个世纪后的2021年,中国新生婴儿数量竟掉到了752万,针对这种情形,中央开始疾呼,尽一切可能,努力提高新生儿出生率。

中国历史遗憾地告知这个世界,自2200年前的秦始皇始,以政策治国的体制,永远摇摆于两种情形中,或过犹不及,或矫枉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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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汉希马基(Jussi Hanhimaki)有缺陷的建筑师 亨利.基辛格与美国外交政策 2004 ISBN 0-19-517221-3

20、Reuters 2021-08-06 U.S. markets regulator approves Nasdaq proposal to require corporate board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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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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