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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对西方工业国家来讲，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学术成就，意义深远，而对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人类最大农业社会的中国来讲，这一年中对未来国运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的事件当属，已经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在这一年里被结束了。
从现代科学来讲，1905年应该是东方民族的科技元年，原因是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西方现代的科技体制与教育制度正式开始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提及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恐怕还得中国远古的文官制度聊起。
从时间上看，这一制度始于公元587年即隋开皇七年，由隋文帝开创的科举制度，自此在随后的1318年里，成为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强烈影响着此间的生命。事实上，尽管1905年推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结束了，但今天中国现代社会的高考制度及公务员选拔制度，亦是当年科举制度演化而来。自古以来，从周朝姬氏家族开始执政以来，三千年的家天下中，中国社会基本上由君主、大臣、书生及庶民四个阶层构成。君主为了防范权臣固化朝政，他们需要通过阶层的流动来改善权力结构，科举制度的核心意义在于通过相对比较公平的考试制度，选拔官吏，进而催生士大夫阶层的诞生。
秦始皇横扫六国前，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中国社会采用的是分封制，选士用才主要依靠世袭制度。
进入汉朝之后，针对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度，一开始刘邦在一定程度恢复了周朝的分封制度。几代之后，汉景帝执政之际发生了刘姓之间的七王之乱，由此极大地伤害了汉帝国的政治与经济基础。汉武帝号令长安之际，国家再次进入中央集权制度，为了更好地选官用吏，刘彻下令推行察举制，以便更广泛地提拔民间人才，自此各级地方政府开始向国家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被州政府推荐的叫秀才，郡政府推举的叫孝廉。
察举制推行当中存在着普遍的不公平，比如东汉末年，像曹操与袁绍这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贵族子弟，成长机会远比诸葛亮及关羽这种出身草根的子弟多得多。
最早意识到察举制有问题的是曹操，于是从他开始，魏政府开始实施了一系列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政策。曹操去世后，魏文帝曹丕手下有个叫陈群的官员，秉承主子的旨意，提出了吏治九品中正制，即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九品标准，考核录用民间人才。尽管九品中正制改良了传统察举制当中的缺欠，但从本质上讲，这一选拔人才的制度依然还是操纵在各级地方官员手中，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在裙带与门第社会背景中，世族势力强烈地影响着官场，出现了大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由此堵塞了民间人才上升通道，影响了中央政令的畅通。
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对国家政策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君主不是很多，秦始皇是一个，汉武帝是一个，接下来就是那个创立了科举制度，影响了后世1300多年的隋文帝杨坚了。
自称是东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杨坚出身于北周豪门，父亲杨忠去世之后，杨坚承袭了父爵。40岁那年，手握军权的杨坚废了北周静帝，自立为王，定国号隋，改元开皇，大赦天下。
执政六年之后，为了笼络社会人才，杨坚下令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这一年为公元587年，欧洲的西哥特(Visigothic) 国王在这一年里改信了天主教，自此基督教开始渗入北欧。
杨坚不信教义，他相信人才，当年下诏，由州郡荐举，明令明经及进士两级候选人须经考试，方可录用，考试科目包括贤良、孝悌及秀才三科，考试方法为通过解说或辩明试策。
有史学家以开玩笑的口吻谈到，自此之后，整个华夏，从精英到草根，为了功名利禄，一个个男人开始向着超级考试机器演变修炼了起来。公元587年之后的中国男人，渐渐地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会考试的人群，凡有标准答案的试题，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有中国人的应试能力。
自大唐取代了大隋之后，李氏皇族设置的常科开始多了起来，在隋朝科举制度基础上，唐朝政府增设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凡通过府试及州试得以参加尚书省考试的人称为明经，每年获明经资格者约在百名左右，有明经资格者可前往长安参加朝廷尚书省安排的省试，及第者称为进士，每年获进士资格者一般不超过三十人，明经与进士及第后，一般仍需礼部与吏部考察锻炼，数年后方可铨选授官。
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武则天执政期间，又有创新，她决定自她之后，今后当朝皇帝需亲自主持进士资格的殿试，这意味着今后所有通过考试当官的人，其权威性得到了皇帝背书。武则天的另一项创新是，尽管她本人身为女流，但偏偏从她这里开始，以前从民间到庙堂上升通道唯有脑子好使的人有机会，现在只要你武艺高超，通过武科考试，也有机会入朝为官。自此，无数资质聪颖的书生进入了考试笼子里，无数五大三粗向往功名的汉子，也可以通过考试光宗耀祖了。武则天坚信，自此及第的武举们，定要感谢我这个姓武的人，给了他们一条登天的梯子。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相比文举，武举的成绩更加真实客观。宋朝的岳飞与明朝的戚继光等通过武举直达庙堂的中国人，内心深处肯定极为感谢唐朝武则天。
武则天看得很清楚，科举制度表面上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实际上它的核心功用是让社会上无数读书人通过公平的考试，为一个极为艰难而渺茫的希望将多余的精力耗掉，由此稳定社会。
由隋文帝创造的科举制度进入宋朝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公元973年即宋开宝六年，太祖赵匡胤一改以往所有科举考试皆由礼部统筹安排的情形，至这一年起，凡获得进士资格参加最后一关殿试时，其成绩需由皇帝亲自圈定。考生一天不吃不喝一篇文章写下来，其实水平都差不太多，但最终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主考官说了不算，需由皇帝亲握御笔，根据自己的偏好，当即选定。由此，以往所有前来长安或北京应试的殿试参加者，及第之后就不再叫主考官门生，而要叫天子门生了。北宋仁宗执政时，有两个年纪二十上下的四川考生，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参加殿试后同时入选进士，一时轰动京城。最让当时开封府路人津津乐道的是，这科殿试之后，宋仁宗曾摸着苏洵的两个儿子的头深情地说道：自此之后，你们两个栋梁之材就是眹的门生了。
为了保证考试公平公正，减少考生及考官间的作弊行为，大宋的赵家人又出新着，未来所有考卷，一是不能再出现考生的名字，二是重要考试答卷皆由专人负责誊写，以免考官判分时，通过字迹，暗中输送利益。
一千多年后21世纪的今天，一脉相承的是，不管是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还是国家公务员考试，负责判分的人，在审卷与评分时，和当年宋朝主考官一样，他们并不知道手中的这张卷子是谁答的，由此保证了考试的公正性。
谁都知道，聪明的中国人太知道如何利用规则，通过利益输送走捷径了。
世上有很多的科学，如何维系考试的公正性，也应该算是一种科学吧。
对中国科举制度影响极大的另一个人不是四位帝王杨坚、武则天、赵匡胤及朱元璋，而是一介书生朱熹。
1190年即宋绍熙元年，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英国学者从科学角度提出了磁极性及磁感应现象，另一个英国人从技术角度提出指南针可用于航海。而在这一年里，福建学者朱熹将孔子的《论语》、子思的《中庸》、孟轲的《孟子》及曾参的《大学》，合四为一，著成19卷的《四书章句集注》，并自吹道：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从此，直到中国科举制度结束的1905年，在七个多世纪里，朱熹理论像根绳子一样，将中国创新文明紧紧地捆了起来。在人家西方人玩着物理的磁学及研究着如何利用指南针航海的同时，咱们东方的这位朱子却在鼓吹着他的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宏论。
从元朝的元仁宗开始将朱熹的理论引入科举制度，明朝的太祖朱元璋将自认本家祖先的学说分解固化为八股文，一直到清末光绪时期的礼部与吏部官员，七百多年里，社会上下形成的共识是，功名利禄皆在多年前朱圣贤所著的《四书集注》当中，《四书》中自有黄金屋，《四书》中自有颜如玉。几百年里，西方人低头研究着科学与技术的同时，中国男生却在咀嚼背诵着之乎者也之类的文章。
两千多年前，孔子孔校长在曲阜设计教学课程时，要求学生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方面技能。尽管算数排在礼节、音乐，射箭、驾车及书法等课程之后，可毕竟算数与科技还沾点边儿。到了南宋之后，科举功名的考试大纲全部围绕着《四书集注》转，中国的科技怎能不一天天地落后于人。
朱熹之前，中国古代科技曾一直领先于世，可自《四书章句集注》大行其道之时，基本上就是中国科技自此落后他人之日。今天回头看，大儒朱熹对中华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被定型的程朱理学，将国人的注意力过多地引向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科学，而非人与自然之间的现代科学。
1905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也让当时的国人深受刺激。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将东瀛视为躲在海外的一帮子倭寇。周围臣服于我华夏的藩属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着中华人创造的科举制度，唯有野蛮的大和民族，文化教育制度上不与我们接轨。可令近代中国执政者大惑不解的是，这个弹丸小国于1894年悍然与中国开战。一开始，中方还真没有太当回事，结果从陆地到海洋，双方交手之后，日方大获全胜。战败之后，大清政府派大臣李鸿章前往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之下，日本愈强，中国愈弱。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国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道光年间与咸丰年间，中国败在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还有借口，科技实力不如人，可现在连身边的倭寇都将我们打得大败，一口窝囊气怎么也咽不下去。甲午战争过后，举国反思，科技实力方面，日本人已将中国远远甩开，现代日本政府的科技人才到底是怎么培养出来的？不通过科举制度，他们的行政人才是如何选拔的？日本政府奉行脱亚入欧政策，难怪他们从一开始就瞧不起我们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不是到了需要废除的时候了？
受到日本方面的倒逼，从紫禁城到颐和园，中国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开始考量，中国政府是否需要顺应浩浩荡荡的世界大潮，像日本那样，通过立宪改革，走上一条新的强国之路。
1905年夏天，经太后首肯，学习日本，清朝政府派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制度的代表团。
几乎是同时，日益强大的日本人在整个夏天里，从陆地到海洋，一直在与号称世界宪兵的俄国军队在满洲前后大打出手。
中国政府代表团还在考察欧美各国路上，东北方面传来日军大胜的消息。看着各国媒体对这场战争的评论，各国的读者集体懵了。日本国家的综合实力成长得是不是也太快了点。10年之前打败中国，大家还不觉得有什么，毕竟中国太弱了。可1905年秋天里，日本人竟然逼着强大的俄国政府在美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战败的俄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与经济代价，直接动摇了俄国沙皇数百年来的统治。
很多海外媒体声称，自从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以来，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的国家战胜了西方一个军事大国。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各项改革是成功的，国家实力获得了极快的提升。
印度政治家尼赫鲁评论这场战争：日本的胜利减轻了我们自卑感。一个西方强国的战败引申出亚洲仍可以像古时一样击败欧洲。
人在海外的中国著名政治家孙中山评论道：我们认为俄罗斯败于日本可以被视为东方击败西方，我们视这次胜利为我们亚洲人的胜利。
受日俄战争结果震动更大的还是清政府，从政界到学界，中国上下迅速形成共识，日本的成功证明了一个真理，很明显一千多年来我们中国的科举制度已不再适合当今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了。对科举制度当中的利弊，慈禧太后可谓心知肚明。事实上，当年睿智的康熙爷就十分怀疑由汉人创造的这种科举制度，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大，他曾提出过严重的质疑，甚至一度废除了科举。但经各方权衡之后，当他听到周围谋臣进言，尽管科举制度有着扼杀人才，遏制创新等方面的弊端，但对清廷来讲，这一制度推行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女真人有效地统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前后想清楚后，康熙随即恢复了科举。到了乾隆爷执政的时候，他也曾多次表达过对科举制度的质疑。尽管科举制度问题多多，但当中存在着一个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即如果不通过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话，嫉妒心强，不患贫患不公的汉人，可能会因不公平的存在而造反。对此，乾隆爷也只好在利弊权衡中作出了妥协。
咸丰去世后，在近半个世纪里，慈禧太后基本上是中国最高的决策者，对于科举利弊，她亦感同身受其间。
对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中国社会来讲，几千年来，科举制度是整个社会唯一相对公平的机制所在。如果连这点公平也剥夺掉了话，读书人是会闹事的。客观地讲，对于无数读书人来讲，科举考试实在残酷。读书人要想取得功名的话，从小就要进私塾，然后从童试开始，一级一级地迈上功名台阶。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台阶，读书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有资格去参加举人的考试。获得这个资格的人被称之为秀才。无数读书人，从黑发少年一直考到白头老翁，终生落第无缘秀才，实乃正常现象。历经极为惨烈的淘汰，唯有极少数的考生能够获得秀才资格。成为乡里的秀才后，读书人随即可获得几项优待，一是自此不用再交税赋了，二是见到知县父母官后，可以不必像其他庶民那样下跪了，三是犯事儿被拉到衙役后不会像一般人那样上刑了。
秀才要想成为举人就更难了。每隔三年，省城会安排乡试，经过极为激烈的竞争后，只有极少数的参加乡试名列前茅者能够成为举人。读书人一旦中举的话，意味着未来就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了。为了进步及更高功名，各省的很多举人，根据礼部发布的公告，每隔三年允许前往京城参加由礼部安排的会试，以争夺名额极为有限的贡士资格。只有赢得贡士资格的读书人最终才有资格进皇宫参加由皇帝出面安排的殿试。在乡试中获得第一的考生，被称之为解元，在会试中成绩第一的人被称之为会元，在殿试中名列第一的被称之为状元。自隋朝开办科举以来，一直到1905年，在过去的1318年里，仅有14位考生三元及第，他们分别为唐朝的张又新及准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及孟宋献，元朝代的王崇哲，明代的黄观及商辂，清朝的钱棨、陈继昌。
在这个问题上，慈禧太后很清楚，历经一千多年，那些所谓三元及第者，仅仅是些会读书考试的人。他们的才学实不如眼前的张之洞、盛宣怀及袁世凯等能人。特别是袁世凯的功名之路走得异常艰难。从小袁世凯就开始了苦读的生活，20岁那年，一再落第的他致信三哥袁世廉：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然而，天不遂愿，袁世凯前往考场后再次失败。一怒之下，袁世凯将每日堆放于案头的《四书集注》之类应考大全付之一炬，指天发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21岁那年，袁世凯弃文就武。20多年来，正是这位考场一向落第的河南学子，至今已出落成精明强干的一介能臣。
想到这里，慈禧太后将李莲英叫到面前，面授机宜。
不负使命，夏末秋初之际，袁世凯将准备的奏折送到颐和园，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告知天下：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从1905年的秋天开始，朱熹的那些儒家学说开始遭到无数中国年轻学子的摒弃，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前往西洋或东洋学习。尽管多数的他们在那一刻里，完全不清楚有个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年轻人，正在创造一个人类科学的新历史。
从1905的秋天开始，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以自然科学为主的数理化课程开始快速地进入到中国的教育体制之中。很多家长在劝告自己的孩子时，常常会在谈话结束时以一种坚定的口吻归纳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也就是从1905年的冬天开始，一种被称之为科技的新概念开始渗入中国社会。科学与技术的简称为科技，不过那一刻里，很少有中国人说得清何为科学，何为技术。但有一件事儿却让无数北京老少爷们兴奋不已，那就是1905年冬天，很多票友听说，全国京剧界的第一大腕，谭派唱腔创始人谭鑫培这些日子里不但常在王府井戏楼里挂牌唱戏，同时还抽空到前门照相馆里拍起了电影。
什么叫电影？路人问。
看过银幕上表演的人以一种自豪的口气说道：咱们谭老板敢为天下先，他老人家已经玩起从西洋那边传来的高科技了。
1905年，是近代中国正式走向科技世界的元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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