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唱片

一

从童年记事开始，一生当中，已经不知搬过多少次家了。搬家当中，很多家具都可以扔掉，唯有图书，皆被打成一个又一个的捆，从旧家里搬出，再移入新家之中。即使是十年动乱，在校革命委员会的强令之下，兄弟一家从四室一厅的楼房搬入两间的小平房之际，那些充满了记忆与情感的书籍，也没有遭遇报纸与杂志的命运，一捆捆地当做破烂，被游走于清华校园之内的货郎席卷而去。兄弟出生于书香门第，家中除书籍享有这一特权之外，每次搬家中，还有一种东西也能一次次地在浩劫之中，逃脱被毁灭的厄运，那就是家中的那些老唱片。

父亲一生节俭，唯有在购买唱片上，舍得花钱。从小喜欢音乐的他，成为了清华校园中拥有唱片数量超多的几个家庭之一。据父亲讲，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到上海，很多被国民党政府抄家的汉奸，其家中留有大量的唱片散落民间，主要是三类：一类为西洋交响乐与歌剧；一类为京戏越剧之类的国粹，还有一类为日伪时期的流行歌曲。其中第三类唱片，被扔得满大街都是，无人收藏。据父亲回忆，当时很多孩子甚至将那些有政治问题的唱片，套在铁环中，当做滚动玩具推着满大街跑。

父亲印象很深，他说那些滚动在上海街头的唱片多为78转的黑胶作品。唱片与图书不同，图书翻开就可以欣赏，而没有留声机的唱片，如同没有放映机的电影胶片一样，无从欣赏。抗战胜利之际，拥有留声机的中国家庭和拥有钢琴的家庭一样，并不多见。那年头，想通过留声机欣赏音乐，相当麻烦。原因有二，一个原因是播放音乐的留声机多为手动式的，即想听唱片，先得将唱片放在唱盘上，然后可劲儿地摇动一阵，通过机械动能，78转的黑胶唱片开始飞转起来，唱针嵌入槽中，放出低微音响，音乐信号经系统放大后，再从一个喇叭中传出，当中很多低音皆已损失，其效果与现场音乐会听到的音乐，相去甚远；另一个原因是，78转的唱片有个致命缺欠，那就是由于录制技术的问题，唱片的一面通常只能播放三分钟。试想一下，如果想听一曲梅兰芳梅老板的《霸王别姬》，从〈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我只等在帐外且散愁心〉到〈宽心饮酒宝帐坐 待听军情报如何〉，短短七分钟的唱段，你就得忙前忙后地提起两次针头，换上两张唱片，除非是超级戏迷，否则谁也不能保证欣赏音乐的雅兴得以保持。

有意思的是，受78转唱片的影响，从广播电台开始，当年的很多音乐节目主持人多选择播放三分钟左右的歌曲，以便换片。发现了这一特点后，全球音乐制作人多要求旗下歌手，尽可能地将他们的演唱时间控制在三分钟左右，结果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歌曲的创作者与演唱者，为了便于点播上榜，纷纷将自己的作品把握在180秒上下，以至于今天的听众很自然地认为，热门歌曲么，就应在三分钟左右唱完听毕。

如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年轻精英纷纷前往欧美国家留学，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很多中国年轻精英，多是前往华沙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高校留学。幸运的是，兄弟的父亲也加入了这一大潮。五十年代末期，跟随父亲从苏联回到清华校园的物品中，除了很多俄文与英文原版图书外，再就是许多33转的黑胶唱片。父亲留学的城市为圣彼得堡，当年叫列宁格勒。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工业不弱于西方。相比国内，苏联乐团的音乐演奏水平和欧美的乐团也难分伯仲。

从童年有了记忆的第一刻里，兄弟就记得家中有一个音响不错的留声机，留声机旁边有个专门存放唱片的柜子，柜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许多带着CCCP标志的黑胶唱片。

父亲喜欢古典音乐，所以从早期的巴赫、亨德尔、海顿开始，到后来的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肖邦、李斯特、舒曼、瓦格纳、罗西尼、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西贝柳斯、德彪西、普契尼、肖斯塔科维奇及格什温等作曲家的作品，基本上都收齐了。特别是父亲最喜欢的贝多芬与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用他的话讲，在列宁格勒读书做实验时，除了吃饭的钱外，他几乎把所有钱都花在了购买印有CCCP字样的黑胶上。很多次，当他把那些小心收藏的唱片放在唱盘上时，他总会以一种特别的口吻强调：这可都是穆拉文斯基亲自指挥监制的作品。

穆拉文斯基是谁？我们孩子问道。

父亲一边摸着手中的唱片一边说：列宁格勒爱乐的指挥家穆拉文斯基是位可以和德国柏林爱乐的卡拉扬，美国纽约爱乐的伯恩斯坦及奥地利维也纳爱乐的卡尔伯姆比肩的世界级指挥家。父亲举目向清华校园的西北方望着说道：革命领袖列宁去世前，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名为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俄罗斯最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离世的一个多星期前，还亲自指挥过这支乐团演奏自己作品。二十世纪苏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最重要的几部交响乐首演，都是由列宁格勒爱乐演奏的。

听到这里，我们孩子再看着父亲身边的那些唱片，无不肃然起敬。

兄弟记得很清楚，7岁那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平地而起。一时间，清华校园内到处都是身穿绿色军装，腰扎武装皮带，臂系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破四旧立四新为口号，这些年轻人冲进清华校园无数知识分子的家里，开始了疯狂的打砸抢。隔着一个门洞里的一位清华著名教授，由于家中被人发现藏有一本蒋介石曾经签名的书籍，结果他们全家人都被红卫兵以伺机变天为由，按在地上一顿狂揍。

当红卫兵发现我们家里，竟藏有许多带着苏修标志的唱片之后，很多人当场义愤填膺地开始暴砸，好在有一个喜欢音乐的红卫兵觉得如此有些过分，于是在他的提议之下，被抄的大部分唱片没有遭到毁坏，而是以革命的名义，将这些封资修的糟粕之物予以没收。

十年动乱之初，红卫兵是冲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的。很快地，随着运动的深入，那些已纷纷被无产阶级专了政黑帮们，淡出了革命小将们的视线，清华校园里的造反派们随后进入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历史阶段。

那些年里，不要说莫扎特、贝多芬与柴可夫斯基的欧洲古典音乐听不到了，谭鑫培、梅兰芳及余叔岩的老唱段听不到了，甚至连聂耳、冼星海及贺绿汀等左派音乐家的作品也集体地在社会上消失了。

兄弟印象很深，那个时代北京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两类音乐，一类是由第一夫人主抓的革命样板戏，再一类就是由当时红得发紫的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创作的一系列革命战歌与领袖语录歌。

在兄弟的印象中，十年动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极度混乱。913事件之后，军人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十年动乱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第二阶段。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总统实现访华，中日建交，国内政局从高度紧张开始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随后一些文化活动相继展开，首先是聂耳、冼星海的音乐可以听了，为此政府还特意举办了纪念他们的音乐会。当然，十年动乱中，一个比较轰动的事情还是欧洲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访华演出。对这个成立于1842年即中国清朝道光二十二年的交响乐团，在北京首都工人体育场里的演出，兄弟和很多清华附中里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至今记忆犹新。兄弟曾经在一位当时小提琴拉得已近专业水准的附中同学家里，看到了他前往现场观看维也纳乐团演出的节目单，曲目包括莫扎特弦乐小夜曲及第41交响曲片段，贝多芬第3交响曲片段、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波尔卡等。据这位同学讲，整场演出的高潮是由当时中国最红的钢琴家殷承宗担纲的协奏曲《黄河》，演出结束时，乐团指挥勃斯科夫斯基一再谢幕。

那以后，不知从清华大学的哪个角落里，当权者们开始将动乱之初没收的各种旧文化物品，纷纷退回原主。这当中也包括兄弟家中当年被抢走的那些老唱片。

摸着那一张张返还的唱片，父亲像是重新又见到了失散多年的老友。唱片回来了，可当年的那台破旧的机械式留声机却早已不能用了。为此，父亲专门骑上他的那辆破旧的二八永久，来到了当时清华周围最大的商业中心，五道口商场，在花了不少钱后，最后将一台电子留声机搬回了家。时隔多年，当父亲再一次从旋转的唱片中听到由穆拉文斯基指挥的莫扎特与贝多芬的音乐时，他的眼眶一下子潮湿了。

自此，兄弟的家中，优美的古典音乐之声再未中断，直至21世纪。

熟悉音乐发展史的人知道，音乐最早来到世间，使命在于自娱自乐，创作者与演奏者多是自己唱给自己，自己演给自己的。音乐作品走出自我，来到社会，已是奴隶社会时期的事情了。那时部落里的酋长与祭司，每逢族中有重大祭祀活动，常会安排由那些通晓音乐的奴隶们演奏，以增强仪式感。进入封建社会后，从宫廷开始，权贵们常会豢养一些能歌善舞者，除了重大活动中需要音乐服务外，有条件的权贵们，也常需要歌舞者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娱乐助兴。

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音乐歌舞长期为皇族及贵族阶层服务。音乐真正步入民间并广泛流传，得益于科技工作者的发明创造，始于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唱片这一产物的出现，使分享成本极高的音乐开始步入千家万户。同时唱片的出现，对于激发音乐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艺术作品，亦功不可没。

有意思的是，对人类音乐作品传播做出最大贡献的，不是活跃在舞台上的那些著名艺术家，而是奋斗在实验室里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科技工作者，例如一个名叫波里纳（Emile Berliner）的德国移民以及一位名叫格德马克（Peter 戈登马克oldmark）的工程师。

二

先聊聊波里纳的那些故事。

1851年即中国清朝咸丰元年，波里纳出生于普鲁士汉诺威一个犹太商人家中。成长中，每个周末他都跟着大人前往当地犹太教堂参加礼拜。上中学后，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渐渐地波里纳变成了一个无可知宿命者。波里纳的父亲希望他长大后能够传承家业，初中毕业后安排他在商行里做了一个学徒，但他更大的人生志向是当一个发明家。

15岁那年，国王威廉一世发动了对邻国奥地利的战争。由于年龄尚小，波里纳没有收到国家征兵处的入伍通知。不过生活在威廉一世时代里的普鲁士男人，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国王拉去当炮灰。果然，18岁那年，在波里纳看来八竿子打不到的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国王威廉一世和法国人闹了起来。强势的法国人威胁威廉一世，请你们普鲁士人永远也不要对西班牙王位事宜指手画脚。面对法国人的指责，普鲁士威廉国王忍了，但首相俾斯麦却在媒体上对巴黎决策者不断地指桑骂槐。由此引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大怒，随即指着柏林发出了战争威胁。

生活在以巴黎与柏林之间的汉诺威犹太人都知道，普鲁士与法国开战的话，夹在中间的汉诺威第一个要遭殃。更令内心崇尚和平的波里纳焦虑的是，就在法国与普鲁士两国都在磨刀霍霍准备大打出手之际，19岁的他收到了征兵处的参军通知。为了逃避战乱，波里纳怀揣着父亲的手书，于战争爆发前夕，高价购买了一张汉堡到纽约的船票，逃往了美国。在纽约上岸后，作为新移民一开始，波里纳先是在当地的工厂里做一些最简单的清扫与清洗之类的体力活，但上进好学的他，不管白天多累，晚上他都会到当地一家名为库伯联合学院（Cooper Union Institute）物理系里选课进修。

就在波里纳挣扎在纽约的街头时，欧洲那边传来消息，在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将军的完美指挥中，普法战争仅仅进行了一个多月，法王拿破仑三世率法国官兵向普军投降。

举世哗然。

战后，法国与普鲁士签订屈辱和约，不但割让了矿产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加上战争赔款，一场战争让法国人在经济上损失了200多亿法郎。

最令人在美国的波里纳震惊的是，就在自己奔忙于纽约街头的时候，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宣布国家统一，自此欧洲终于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称－－德国。令隔着大西洋的美国人目瞪口呆的是，随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来到法国，在战败国首都的凡尔赛宫里，正式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德意志最终完成统一，从此自认为大德意志帝国的开国皇帝。

不管是庆幸还是悔恨，人在纽约的波里纳心心念念的还是如何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成为一个发明家。在获得了库伯联合学院物理课程结业证书后，波里纳离开纽约，来到了首都华盛顿，在他父亲一个老朋友的机构里从事研究工作。

在科技研究专利发明方面，波里纳的内心始终有一个标杆，那就是比自己大4岁的亚历山大.贝尔。和自己的境遇相像，这个来自苏格兰的移民也是普法战争当年从英国来到美国创业的。

那段时间里，整个美国都沉浸在庆祝建国百年的大庆中。

那段时间里，整个美国都在崇拜着一个著名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

那段时间里，整个美国科技界都知道，当时最热的研究发明都在电报与电话方面。

来到美国仅仅几年后，贝尔就向美国专利局提出了谐波电报专利申请。那个时候，无数人在美国的青年人都在憧憬着通过专利致富。

通过科技杂志，25岁的波里纳了解到，那一刻里，从爱迪生到贝尔，都在加快着对电话技术的研究。最令波里纳吃惊的是，在申请电话专利方面，新移民贝尔先生的专利申请为美国建国百年纪念日的几个月前，3月3日得到专利局的批准。为了到底是谁先发明了电话，后来爱迪生还和贝尔还打起了官司，结果法院判决，贝尔申请专利时间比爱迪生早了两个多小时，爱迪生败诉。

那段时间里，年轻的波里纳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与电报电话相关的发明中。就在贝尔成功地拿到了电话专利权的第二年，26岁的波里纳成功研制出了一个简单的装有金属接点的送话器，这一发明使电话传输的声音效果一下子清晰了很多。幸运的是，波里纳的这项技术很快地被刚刚致富的贝尔收购了。正是这笔钱，让这位来自德国的新移民，生活稳定了下来。

30岁那年，经对美国政府宣誓之后，波里纳正式归化为美国公民。也就是在这一年里，他与女友科拉（Cora Adler）牵手成家。

婚后，波里纳先是到了位于波士顿的贝尔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了更好地从事发明工作，1883年32岁的波里纳带着全家南下，又搬回了首都华盛顿，这之后他们前后生了7个孩子。

有意思的是，贝尔因为电话专利问题，和爱迪生公司打了很久的官司，而因为到底是谁最先发明了唱片，后来波里纳也和爱迪生公司打了多年的官司。

熟悉科技史的人都知道，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都是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一点一点地进化而来的。

1857年清朝咸丰七年，法国发明家史考特（Leon Scott），参考人体声学，依据人类耳鼓膜随声波振动现象，在实验室里制作了一台声波振记器，他给这台仪器起名为。这理论上讲，这台仪器成为了人类第一个记录了声波形状的机器。